5月23日，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上海一家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据悉，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份。李鹏的家人及同学质疑，张建雨涉嫌安排李鹏进行中试放大实验，这或是事故原因。（5月29日《新京报》）

一次实验夺走三条人命，令人唏嘘不已。在导师眼里，爆炸事件“纯属意外”。但媒体报道的种种细节显示，这场“意外”包含了很多“必然”因素。可以说，研究生命丧导师参股工厂事件再次揭露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异化的师生关系。

公众有理由把矛头对准导师。爆炸的工厂是他违规参股的，危险的实验也是他安排的，而为论文而苦恼的学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设施简陋的工厂里进行“玩命实验”。导师像私企老板，学生像廉价苦力，如今发生了一案三命的悲剧，导师注定难辞其咎。

在声讨导师的同时，更要看到背后的“制度之恶”。在“导师负责制”下，导师掌握着“生杀大权”，学生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要你还想毕业的话。对学生来说，读研像赌博，跟对了导师，搞科研、发论文小菜一碟，导师“吃肉”，学生跟着“喝汤”；若跟错了导师，比如那种科研水平或道德水平不高的导师，就苦不堪言了。近些年，导师把学生当低价劳动力、剥夺学生科研成果、截留学生补助甚至性侵女学生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

师生关系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些年研究生不断扩招，导师放羊一样带着一批硕士和博士，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制造产品，无暇顾及每一个学生。这种情况下，导师不仅会论文“放水”让学生拿学位，有时一个疏忽还可能酿下大错。

导师的权力大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监督和制约。导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导师负责制”需赋予学生一定的博弈能力，别总是等出现了悲剧才意识到制度存在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