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小学语文教材讨论得很热闹。一本由郭初阳等编写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出版，一套由叶圣陶编、丰之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的重版，犹如两枚重磅炸弹落地开花。普遍认为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课本》比现在的语文课本好，当下语文教材则“问题多多”。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当下的教材编者不懂教育？抑或是缺少文化素养？

我想，根本原因还在于编写者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语文的“工具性”、“文学性”的争论尚未厘清，有些教材的选编还在沿用旧的思维，完全不能和新的形势相适应。选进教材的文章，空洞说教多，文学审美少，让孩子们“想说爱你不容易”。比如某语文课本有篇文章的插图，描绘的是许多人给领导撑伞，小孩子则在雨中给领导献花。这种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文章，怎能出现在教材里？

教材编写有时还会遭遇潜规则，成为地方政府所借重的宣传工具。襄樊市的某任市委书记就曾撰文说，当初《出师表》一文被撤出了初中语文课本，他们意识到这对襄樊打诸葛亮品牌不利，于是组织人员在北京活动，终于让《出师表》重上教材，并做了对襄樊有利的注解。《出师表》本是千古名篇，入选教材是应该的。但市委书记的文章让人震惊，原来官员的“活动”能有这么大效果！

教材本应该是学习的典范。可是，中国是一个讲人情关系的社会，这也影响到了教材的典范性。现在的作家都明白文章一旦选入教材，那就是一种无上的荣光与资本。于是，一些有能量的作家与教材编委套近乎，打招呼，甚至通过各种力量左右编委，让自己不咋地的文章也堂而皇之地进了教材。这样一来，教材里也就有了“植入广告”。

当今社会日趋多元化，人们对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不久前的鲁迅文章该不该退出教材，最近《三字经》该不该入校园，各方争执不下，这也的确让教材编委好生为难。但只要我们沿着叶圣陶等前贤的足迹，遵循人性化、文学性、趣味性、启发性的方向，少一些功利主义的元素，让语文教材真正纯洁起来，未来的语文教学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