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相关部门政企不分、烟草涨税不涨价、烟草文化难以改变等原因，履约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京华时报1月4日）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要求，自2011年1月起，我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这是卫生部去年就透露的消息。然而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导致禁烟令“有规难行”。

事实上，“有规难行”的不仅仅是禁烟令，手机实名制去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眼下购买手机没有人要求实名操作；不少城市都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但“黑户犬”仍然大行其道；针对楼市的调控措施接二连三地出台，但房价要多高就有多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有规难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通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早已司空见惯。“有规难行”的社会弊端拷问了谁呢？面对“禁烟令”沦为一纸空文的尴尬现状，我们不免要问，制定“禁烟令”的相关机构到底该作出怎样相应的努力呢？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禁烟令”上，因为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浓郁的“敬烟文化”。 吸烟是一些人长期养成的一种习惯，要改变这种习惯，不可能一蹴而就。毕竟，烟瘾对于道德观念和自我克制构成相当大的冲击力，对烟民没有人性化的监管和科学戒烟干预，想在公共场所禁烟，恐非易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窃以为，内地公共场所禁烟，不妨学学香港及国外的做法，包括商家、家庭、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加入到禁烟行动中去。首先，相关管理机构要出台政策，促使烟草企业尽快改变烟草包装的价值取向，用制度化的手段促使中国的烟盒，像大多数国家的烟盒一样充满了恐怖性的标识；其次，明确执法主体，不妨成立“禁烟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禁烟、控烟的日常宣传和倡议，对公共场所不听劝阻抽烟者实施严厉的经济处罚；第三，在各公共场所设立禁烟协管员，主要行使监督、教育、劝导及代收罚款的职责，以消除管理死角和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