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读书人来说，书就是最重要的资产，书读半生，再如何寒酸窘迫，总会积下一点藏书。将它们一排排立在书柜里，心里也会踏实许多，时不时再拿出来摩挲一番，多少不如意都会立刻烟消云散，天地为之一宽。但这种快慰的事，许多时候只能是一种奢愿，难以满足。反而是另一种情况却常常发生，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毕生所藏之书流离失所，而自己却只能束手无策、徒叹奈何。这种藏书之殇，这种无能为力之感，伤心欲绝之痛，非过来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一代国学大师钱穆爱书如命，薪水所得，尽耗于书。抗战爆发前，他在北平与各书肆老板无不相识，藏书达五万余册。他时常谈笑说：即使学校解聘我，我也可以摆一旧书摊，不愁生计。抗战爆发后，钱穆匆忙南下，行前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人保管，但辗转之下，这二十余箱书籍却被某书商以百石米价买去，最终流散民间，杳无音信。世事变幻，殊难预料，十几年后，钱穆寓居香港，偶然得到《资治通鉴》一部，赫然发现该书竟然是其二十余箱藏书中的一部，并且该书对他还有着特别意义：乃是其亡兄所遗之物，书中多有先兄手迹。友亡书散，睹物思人，诚为钱氏晚年一大嗟叹。

如果说钱穆的藏书之殇是因为世事造化无常，阴差阳错的话，那么孙楷第的藏书之殇却想来有一种愤怒之感。孙楷第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他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是其平生学问心血所寄。文革爆发后，万卷藏书无处可存。无奈之下，他只得将万卷藏书连书架一起以四十元贱价卖给了琉璃厂旧书店。文革之后，他孙楷第找到旧书店，想要赎回藏书，但书店重利，坚持以现价回赎。万卷藏书，价值不菲，孙氏无能为力，于是投函向有关部门求助，书店得知消息竟然提前将孙氏所藏之书拆分变卖。孙氏为此痛心疾首，临终前，友人前去探望，他已经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商人重利，书生抱恨，活生生一幕现代悲剧。

走笔至此，我不禁抬头起望：我这一隅陋室，亦有数千藏书，虽然没有什么珍本善本，但却本本都是我于街头巷尾，不辞辛苦淘来。每一本书我都有一个故事可讲，每一本书也都留有我或长或短的笔迹书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在我将为生计、为前途奔走的无常里，我也会遭遇钱穆、孙楷第一般的境况吗？红尘醉眼之中，究竟是书殇还是人殇，恐怕再也搞不清楚了。后人读史至此，焉能不废书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