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我多年来的主要爱好。于我而言，喜欢写作纯属偶然，也是规律性的必然。时间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逝去，尽管凡人凡语，我却乐此不疲。我在1986年参加工作，当时与父亲同属一个单位。一天，父亲送给我一本上级单位编印的内刊，要我好好研究。我读完后，对父亲说：这内刊的一些文章我也会写。原以为父亲会批评我不自量力，但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鼓励和期许：你写一篇试试。

我写了一篇短文交给父亲。父亲进行了修改，并写了一封推荐信，把我写的稿子一起装进了信封，寄给上级单位的一位同事。父亲在推荐信里说我是单位里的一名职工。

没多久的一天晚上，我回到家，看到卧室的床头柜上摆放着新编印的内刊。翻开一看，目录里有我的文章！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这一切，都被父亲看在了眼里。父亲以前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我工作后，他对我又是格外的仁慈，真是父爱如山啊！没几天，我收到了上级单位寄来的2元钱稿费。这2元钱比起当时我每月的37元的工资，还是可观的。

我没有立即去取稿费，而是把稿费单带到了单位，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引来同事羡慕的目光。单位主要领导得知后，还特地要求财务部门按稿费的同等金额奖励我2元钱。有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鼓励，我写作的劲头更高了，接连又写了几篇稿子，投给相关报刊，然而全部“石沉大海”。父亲为我分析原因，委婉地指出我年轻气盛，好高骛远，忽略了写作功底的薄弱。于是，我逐渐静下心来埋头读书，刻苦钻研业务，从工作中寻素材、找“灵感”，以写作促进自身工作，努力做到工作与写作两不误、两促进。几个月后，我的第二篇短文在山西一公开发行的杂志发表。

1989年，我参军到部队。训练之余，我依然以书籍为伴、以文字为友，陆续写出了一些作品，分别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得知后，特地来找我，鼓励我多写新闻稿，并推荐我参加部队和地方举办的通讯报道培训班。后来，部队政治部组建通讯报道组，我成为其中一员，并在1991年因“报道成绩显著”荣立三等功。

1992年，我从部队退伍，被安置到农行安徽省五河县支行（1996年调入农发行五河县支行），先后从事会计出纳、办公室、信贷等工作。我写出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在相关媒体发表，数次被单位和新闻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此外，我陆续写出一些散文，分别被《安徽文学》《清明》等杂志发表。

写作曾经让我“因祸得福”。多年前，我在县农发行当信贷员。一天，我负责监管的一家粮食信贷企业未经县行允许，私自销售了5万公斤粮食。企业一知情者打电话向省行举报，经查属实，及时追回了销售款并收回相应贷款本息。此事虽没给银行贷款造成损失，但由于我对企业监管不力，市行行长要求对我进行处理。县行行长到市行为我说情，市行领导没有答应。县行行长无奈地走出市行行长办公室，被办公室主任看到。办公室主任手里拿着一个从省行领回来的荣誉证书，说我获得总行“十岗百佳”优秀宣传员称号，委托县行行长将证书带给我。县行行长又拿着荣誉证书向市行行长汇报。市行行长对县行行长说我既然得了总行的先进，也是为单位争了光，就不处理我了，要求我以后工作务必细心，不能再出差错。县行行长回来后，把荣誉证书交给我，幽默地说：“没想到写作会‘救’你，下不为例。”

业余写作不仅“救”了我，而且使我不敢心存侥幸，更加注重自省与清醒，不断促进我多读书、善学习、勤思考，从而更好融入日常工作。

因为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写作基础，这些年我被借调和交流到农发行总行工作，先后参与完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史（1994-2014）》的编撰以及总行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简报和新闻稿的撰写任务。

其实，有些事做起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经历过。大道如砥、行者无疆，笃志前行、虽远必达。我祝福业余写作者的努力奋斗，同时也祝福多年来“不容易”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