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那年，我不到十岁，还不能理解死亡的意义。见到他时，他躺在一张麻绳编织的木床上，大伯站在屋顶，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抡着木棒，一边敲打，一边声嘶力竭呼喊着：“兄弟，你快回来吧！”直到最后，大伯瘫坐在屋顶上，父亲也没被“喊回来”。六月的那个傍晚，没有一丝风，村庄像一个蒸笼，有人悲痛，有人叹息，有人讥笑，还有人担心赊出去的酒钱该怎么收回来。父亲的一生结束了，可关于他的传说，至今仍有人时不时提及。听得最多的，是父亲的婚事。

爷爷在当地很有威望，父亲娶我母亲那天，父老乡亲都赶来道喜，爷爷不想大操大办，就安排人在村口拦截，发喜烟、散喜糖，劝说大家回去。面对一大堆理由，去谁家走亲戚也好，从这里路过也罢，好说歹说，就是不给进村。主路不给走，那就绕行，从庄稼地里沿着田垄走，从小河沟里蹚着浅水走，从黄土坡上半蹲着身子慢慢往下走。到了晌午，都坐到了大席的位子上，再不好下逐客令，只好热情招待。婚礼热闹隆重，大席吃到午后。

父亲成亲后，先有了我，两年后，妹妹也出生了。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喜子、阿明、大军，都最惧怕他们的父亲，有时候一声吆喝、一个脸色，能把他们吓得双腿打颤。我的父亲却不这样，他从没动手打我们一下，即便是后来嗜酒如命，看到我们时仍然是满眼爱意。在那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年代，他给了我和妹妹另一个版本的父爱。

穿过麦场、池塘、小树林，步行十多分钟，就能从前庄来到后庄。后庄才是“大本营”，孩子成家立户，老屋挤不下，老辈们就给儿孙在西南地盖了新房，久而久之，形成了两个村子，大家就叫它们“前庄”和“后庄”。这条Z字形状的小路上，铺满了童年的快乐时光，可能会惦记着替爷爷打酒剩下的零花钱，可能会期待着奶奶藏在箱子里的果子，也可能是父亲右臂揽我入怀，滔滔不绝给我讲着外面的故事，还有生活中的小道理，我喜欢听。

“娘，别去拾炭了，车高，车多，家里的柴火够烧的！”“我昨个在窑厂忙完，上俺姐家去了一趟，替她到地里打药，吃罢饭回来的！”“今个晌午我骑车子迎着京哥了，他下地薅草，留他住下说啥不愿意，吸了根烟，说强子上外地打工去了。”到后庄，父亲习惯扎进厨房，一边往锅底加柴，一边说着家长里短，奶奶做饭，爷爷倚在门口抽着旱烟，我吃果子，多是父亲一人在说。用奶奶的话说，他知道疼人，对谁都好。

爷爷常说，父亲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当过煤矿工人，干过窑厂会计，贩过棉花，还做过兽医。十里八村的，谁家的猪、牛、羊病了，牵到我家院里，父亲会用一个很粗的针管给它们打一针。有时候母猪下崽难产、公猪母猪交配都要来找他，每每这个时候，我家小院里总是挤满了人，小孩子个儿矮看不到，索性爬到树上。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手艺，还是他无师自通、自学成才，但这些手艺，让我家有了很大的改变。村子里的第一户红砖大院，是我家盖的；第一台“黄山牌”电视机、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第一台装磁带的录音机，是我家先买的。有着手艺，酒场自然也多，父亲经常会被请到别人家里，或者去街上的小馆子。每当晚上有推门声、自行车的铃铛声，我便会从床上蹦下来出去迎。而他每次都会从提包里拿出用报纸裹着的剩菜，有花生米、猪头肉、大鸡腿，菜的香味和报纸的味道浸在了一起，剩菜吃出了新味道，我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这样的味道了。

隔三差五，父亲总会带回来许多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罕物件，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浸满油渍的报纸。吃完剩菜，我就把报纸摊开，从上往下读，虽然有许多字还认不全，虽然不懂其意，却读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报纸上的文字和书本上的课文不一样，我就很好奇，记者长啥样，报纸是怎么印出来的，在哪里能买到新报纸等等。上了中学，学校订了《农村孩子报》，我的一篇征文获得二等奖，名字第一次印在报纸上，激动得我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或许，我对新闻的认知，以及后来机缘巧合从事媒体工作，与父亲带来的一张张裹着剩菜的报纸不无关系。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父亲也习惯用书信与人保持联系，有在部队当兵的弟弟，有在异乡漂泊的发小，有在省里工作的同学。父亲写信时，开头总是以某兄、某弟为起笔，后面加一冒号，随后另起一段：“见字如面”。

父亲信中的文字，以大白话为多，有喜悦的分享，有烦心的惆怅，也有对未知的彷徨，但文字朴实、真实。正如“见字如面”这四个字，意为看到我的字迹，就等同于咱俩正面对面地叙着旧，不分长幼，青梅煮酒，我的窘境或许只便说与君听。

花谢花开，冬去春来，我在慢慢长大，父亲依然很忙碌。有一天，父亲骑来了一辆摩托车，手舞足蹈地向左邻右舍炫耀。没有人敢想象这辈子能买得起一辆摩托车。可自从那天以后，我连续很多天没有见到父亲。再见到他时，我是望眼欲穿、满怀期待，他却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直到我长大后才听村里人说，父亲酒后骑着借来的那辆摩托车摔了一次，人无大碍，摩托车却面目全非，赔光了这些年的积蓄。从此之后，父亲开始郁郁寡欢。

在父亲消沉的那段日子里，与母亲的争吵不断，小到两个人的打闹，大到两个大家族的“战争”。几个舅舅住在邻村，经常一有风吹草动，抡着棍子冲进村里，两个家庭的“战争”一触即发。于是，父亲与母亲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再后来，父亲疯了。他时常左手拎着早些年置办的录音机，右手握着一个酒瓶，踉踉跄跄地走在大街上。天已入秋，树叶渐黄，街上人烟稀少，满眼苍凉。他还是那么好客，见到熟人还会上去寒暄很久，给人递烟、点烟，只是说起话来有些语无伦次；他的发型、衣服还如原先般整洁，只是偶尔会将瓶中的酒洒在衣服上，摔倒之后身上会沾有路边的枯草。

长时间的酗酒，村里的小店打满欠条。欠的多了，小店也不再赊了。赊不到酒，他就想方设法到亲朋、邻居家找酒喝，久而久之，逐渐被人嫌弃。爷爷无奈之下，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后的父亲，平静了许多，也不再酗酒。大家都议论着父亲的病治好了，也希望他能开始新的生活。就这样平稳持续了一个月，他最终还是自己终结了生命。

多年以后，我长大了，也曾努力探寻父亲决绝的真相，是受到惊吓、是事业不顺、抑或家庭矛盾造成内心积郁？我始终不得而解。

今日，想写一封长长的信给父亲，于是提笔写下几个字：三十年未见，父亲，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