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1935年5月22日，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以水代酒，结为兄弟，史称“彝海结盟”。这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骏马奖”获得者、彝族作家吕翼的最新长篇小说《肝胆记》，则对“彝海结盟”进行了别具一格的续写。

近些年来，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层出不穷，想要推陈出新，殊为不易。《肝胆记》作为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项目，显然有意规避宏大叙事的大而无当和常规套路，而力求凸显少数民族的题材优势与地域特点，以小见大，旁敲侧击，将主要人物放置于国危族殆的危难之际，将儿女情长与汉彝情深相互交错、彼此映照，以此见出人性的迷失与复活、情义的真挚与高贵。

彝族青年乌铁因一时性起，绑架并侵犯了汉族青年胡笙的心上人开杏，两个血性男儿又同时奔赴战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在台儿庄战役中，乌铁为救胡笙而被炮弹截去了双腿。小说以昭通抗战为背景，却并没有对抗战“正面强攻”，而是以极简的笔墨表现出抗战对个人、对民族的巨大影响。正是因为抗战，使国人的国族、国家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中华民族之所谓‘我群’，其主要成分，当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汉族，其文化之体系及其领域，早经奠定，一脉相承，至今不替。所谓‘他群’，则为边疆及内地之浅文化，其语言习俗，乃至一切文化生活，尚须经过相当涵化作用，以渐与‘我群’融合为一体，时至今日，国危族殆，整个中华民族之‘群’，已不容再有‘他’‘我’之分。”曾经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隔阂，因共同抗战而得以消解，凝聚成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小说不仅写了胡笙与乌铁为抗战而冰释前嫌，携手抵御外辱，自觉担当起民族大义，还写了内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乌蒙而互帮互助，相亲相爱。小说最动人处正是“彝海结盟”的又一次生动再现：凉山脚下，金沙江畔，解放军营长胡笙与果基家支管家索格庄严盟誓，“夷汉兄弟，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相互尊重。誓同生死，同心协力”，在大声颂唱的咒语中，胡笙背着“抗日英雄”乌铁从牛皮底下钻出来，二人真正成为了“生死兄弟”。

让我动容的还有那匹赤胆忠心名叫“幺哥”的马，它是“普天之下经历最丰富、受到折磨最多，也是最有肝胆的马”，而在我看来，它无疑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意象，是胡笙与乌铁、汉族与彝族肝胆相照的见证与象征。

在我看来，与其说《肝胆记》是对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的回望，不如说是对未来民族统一、团结共进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