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没有“书名学”这门学问，但我确实接触过不少有关书名的随笔和议论，其中包括某些作者借助《序言》，对书名的说明或解释。比如鲁迅说《花边文学》“是和我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了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还有那本《而已集》，虽然没有《序》，却另有八句话的《题辞》，这八句话中，有两句是：“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我于是只有‘而已 ’而已！”我在伏虎寺读高中之时，《文学》课由一位从《人民文学》编辑部打压下来的和善的女老师执教，她对我们说：“读鲁迅的著作，千万不要忽略了《序言》《题辞》《前言》《小引》之类的文字，它有时是你打开宝库的一把钥匙，有时是引你进入堂奥的一盏明灯。”这句话，我终生受用。

当然，关于书名的寓意、出典、意趣乃至玄机，也不全由评论家揭示出来，更多的，是读者自己悟出来的。我不喜欢太直白的书名，有些书，满纸烟云，可惜书名像白开水，索然无味，它会败坏我的阅读兴趣，而有的著作，仅凭书名的奇秀夺目，就能让你执卷流连，若难遽别。

1919年，毛姆以法国印象派大师高更为原型，创作《月亮和六便士》。这是一部写人的小说，跟“月亮”“便士”并不相干，何以用作书名？对这个疑问，通常有两种回答：一种解释是，六便士是英国价值最低的银币，代表现实与卑微，而月亮则象征崇高，两者都是圆形的，都闪闪发光，但本质却完全不同。但这本书的中译者傅惟慈先生的一位好友，则另有高见，他在一封致译者的信中写道：“据毛姆说，这本小说的书名带有开玩笑的意味。有一位评论家曾说《人性的枷锁》的主人公（菲力普·嘉里）像很多青年人一样，终日仰慕月亮，却没有看到脚下的六便士银币。毛姆喜欢这个说法，就用《月亮与六便士》，作为下一本小说的书名。”这个说法的出处，尚在待查之中！

《玫瑰的名字》是一本小说，作者是有意大利文化领袖之誉的安伯托·艾柯。艾柯教授，1978年3月动笔伊始，他把小说的背景放在中世纪，并从一篇中世纪的散文里，找到了合适的题目——玫瑰的名字。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小说使艾柯之名蜚声世界，《玫瑰的名字》一面世，种种研究文章和专著，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关于“玫瑰之名”的阐述和争论，几乎构成20世纪末一场书名阐述大战。

以往中国文人砚田笔耕，鲜有不在书名上下功夫的，有的逞才，有的藏拙，可谓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其中最有意思的，当推以“世态炎凉”为主旨的《金瓶梅》，这书名可谓雅俗共赏。由西门庆两妾一婢的名字，各抽取一字，构成书名的说法，最早见于袁中道《游居柿录》：“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也。”这是一望而知的，然而稍加推敲，则又深不可测——首先，为什么是这三位，而不是别的妻妾？其次，作者为什么不选用自己比较怀有敬意的吴月娘、孟玉楼的名字？还有，三人名字共有九字，可以有多种组合与排列，为什么不是潘李庞、金瓶春、莲儿梅？……选用金瓶梅这一组合，与作者的价值取向、审美偏好，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些疑问，于是各种解说纷纷出笼。

为《金瓶梅词话》作序的弄珠客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此说有些道理，因为《金瓶梅》最终是以“金碎、瓶破、梅枯”为结局，但与张竹坡的评点相比，仍然失之于浅。

我亦有散文、随笔集《不争春》面世，乍一看，似有“俏也不争春”之意，其实不然。说浅白点，它仅是文本入口的标志，望深里讲，此三字，浓缩了我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