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光是一种菊科野草，在理查德·梅比《杂草的故事》一书中，反复被提及的一种野草。我看过它的图片，却缘悭一面，后来听一些爱好植物的同好们闪烁其辞地说，合肥或许没有千里光吧？既然如此，也就释然。

2019年元月14日，开始有了转机。那天下午我独自去滨湖湿地公园，观察冬季的草木形状，行至筝笛步道，远远看到一丛叶落殆尽的矮灌木上，开满了白色球状花朵，走近细看，却是一种柔弱的藤样植物的球穗，捏碎一朵洁白的绒球，露出无数圆柱形瘦果，瘦果的顶端具绒毛，用嘴一吹，像一把把小伞，四散飞走。扯下一条细长的茎，茎上附着对生的绿色叶片，表明它已老之将至，但还未届风烛残年。我疑心在这个寒冬腊月，见到我一直期望见到的千里光了，但我确定不了。于是赶紧拍照，一张全株，一张特写，当场就发给我的师傅就花居士，经师傅认定，确是千里光。收到回复，心旌摇曳，作为一个植物爱好者，怎能不为那天的偶遇而窃喜呢！

打那次偶遇之后，就不断有与千里光不期而遇的事发生，从未花、始花、盛花、结籽，不一而足。尤其是去年11月中旬在撮镇的袁大郢子，在村庄东边的水渠岸上，发现一大片黄灿灿的千里光。那天同群的文友正在那里聚会，受我的影响，这些写散文的朋友，早已开始对草木上心了，一听说有千里光，大家像一阵风一般，跑到村东边，欣赏、拍照、感慨、咏叹，比逛超市、书市还开心。对我来说，是重逢，对我的朋友们来说，却是偶遇，千里光俨然成了那次聚会的主题了。从撮镇回家的当晚，我习惯性地翻开《植物名实图考》，家住固始的清代学者吴其濬，没有在他的大著里给千里光留一席之地，遗憾之余，转而翻阅药物书籍，终于查到：在古代，千里光以全草入药，有清热解毒之效。苏颂的《本草图经》则另有说法：“采茎叶入眼药，名黄花演。”

书架上还有一些域外典籍，这些典籍进一步拓展了我的视野。作为一种野草，千里光的分布之广，超出人们的想像。它的细碎的黄花，以及纤弱的枝蔓，曾经赢得人们出奇的内心好感。十九世纪的英国，一位有“野草诗人”之誉的约翰·克莱尔，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如此赞美千里光：

用丰富的美丽装点着荒地

比如草甸，比如在肥沃田地间辟一条马车道的田埂

没有你这些地方将沉闷且毫无生机

只能被骄阳暴晒，荒无一物……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人们就发现它的毒性与危害。原来千里光含有一种生物碱，倘若食草动物大量采食，会伤害肝脏，肌肉抽搐，痛苦而死。因而被认为是危害最大的英国本土植物之一。1959年出台的《杂草法案》与2003年的《千里光控制法案》，要求土地所有者采取行动，防止千里光蔓延。

资料显示，千里光是多年生植物，且从发芽到结种，只需6个星期，藉此，千里光一年之内，可以繁殖5代。因此一旦疯狂传播，确实让人闹心，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人们还发现千里光对除草剂西玛津产生抗药性，这更进一步引发农牧业者的焦虑。反观我们身边的千里光，还算安分守己，既没有肆意蔓延，也没有祸害一方，它那一点点毒性，还被妙手点化成良药，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