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四集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合肥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播出之时，我陪朋友又一次来到了刘老圩。作为该片总撰稿，我曾多次来过这里。

刘老圩是刘铭传的故居。提起刘铭传，人们便会想起1884年的中法之战，想到台湾。那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作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为国家和民族立下功勋，如今他的故乡改名为铭传乡，也是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上的英雄。

刘老圩是刘铭传1870年回乡养病时修建的，依山傍水，面对大潜山，金河水穿流而过。圩堡四周环水，深挖壕沟；圩门高大，外设吊桥；圩墙高耸，宽数米，可行人走马，并建有坚固的碉堡、炮台和箭楼，以防外侵之敌。堡内则是华厅高屋，亭院楼阁，花园假山，小桥长廊，池塘花木，以及仓库、米房和马库等，一应俱全。据专家考证，如今恢复的刘老圩只是原先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规模亦相当可观。圩内的建筑颇有特点，既吸取了徽派建筑的特点，又以皖中民居风格为主，别具一格。

最特别的是，圩内有一座西洋楼，位于正厅西南角的一处花园内。建筑风格完全为西洋式的，上下两层，砖木混合结构，四周为回廊，栏杆为圆柱形。这在肥西圩堡中并不多见。据说，这处西洋楼当年楼上藏书，楼下住人，是刘铭传经常读书的地方。

历史上的刘铭传是一个奇人，虽出身布衣，起于行伍，与科举无缘，但他书读得并不少。史料称他“少读书，喜奇略”，诸如“医药、壬奇、占候、堪舆、五行之书”，无不涉猎，“尤好兵家言”，可见其所学甚博。他还长于诗文，著有《大潜山房诗钞》，曾国藩为之作序，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如同其用兵“横厉捷出，不主故常”。

应该说，刘铭传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饱览中外经典，眼界开阔，具有远大抱负。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在家赋闲期间，购置了许多西方报刊、译作，同时认真阅读中国史籍，“静研中外得失”，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他的座上宾多是一些思想开明、心怀忧患的高蹈之士，如吴汝纶、马其昶、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这些人个个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刘铭传才会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肩负起抗法保台的重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担任台湾巡抚后，强力推行新政，全面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台湾的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缆、第一部电话、第一盏电灯、第一个邮政、第一所新式学校，都出自他的手笔。正如清人陈衍所云，“（刘铭传）抚台，则铁路、电线、邮政、炮台、学堂、船商、火器、水雷诸机械制造，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因而，他被誉为“台湾的近代化之父”，实至名归。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先生评价他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其功业“足于台湾不朽矣”。这些既是对刘铭传的褒奖，更是对某些人所鼓吹的台湾近代化始于日据时代说法的有力驳斥。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铁的事实。长久以来，大陆与台湾紧密相连，其中，仅近代史上就有三个安徽人为台湾做过重要贡献。一个是桐城人姚莹，鸦片战争时，他任台湾兵备道，领导台湾军民抗击英军侵略取得了胜利；一个是唐定奎，安徽肥西人，1874年，日本借琉球渔民被杀害为由，入侵台湾，唐定奎受命率兵入台增援，迫使日军退兵；再者便是刘铭传，在中法战争中，面对当时号称世界第二海军强国的法国舰队的强大攻势，先后取得基隆、沪尾大捷，并坚守台湾达八个月之久，为赢得中法战争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以上三个安徽人的功绩，不仅是大陆和台湾血脉相承的缩影，也是两岸同根的历史见证。而刘铭传保台建省，前后六年，呕心沥血，其事功勋业，更是有目共睹，彪炳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许多年过去了，台湾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尤其是刘铭传的影响至今深入人心。如今的台湾有铭传大学、铭传中学、铭传小学、铭传幼儿园，还有铭传路等等。有人说得好，不去台湾，不知道刘铭传的影响之大。据陪同我前往铭传乡的肥西朋友介绍，台湾每年都有大批的访客前来刘老圩参观祭奠。为民众做过好事的，民众永远不会忘记。

遗憾的是，刘铭传抚台六年，最后黯然离去。更令人悲哀的是，在他离台后，他耗尽心血的新政俱被废除。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台湾被割让。刘铭传在家乡闻讯，吐血而亡。

刘铭传是不幸的，但又是有幸的。因为他今天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作为皖人，我们更为有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