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起，乡村里开始忙碌起来，杀年猪，干渔塘，打糍粑，磨豆腐、炒炒米，做副食，熬麦芽糖，腌制腊肉腊鱼……家家户户忙活着置办年货，为过个热闹、欢乐的春节做着各种准备。

在乡下，置办什么年货、置办多少年货基本上都是女人当家，男人大多是甩手掌柜，只是配合着出劳力。在我家，从小到大的印象中，奶奶和母亲都是置办年货的操盘手，如添置一家人的新衣新鞋，我们五兄妹的零食，大年三十开卤锅的鸡鸭鱼肉和鸡蛋、干子、莲藕、海带，过年待客的烟酒副食，应付耍狮子、舞龙灯、采莲船上门祝福时用的香烟、红包，祭祀用的香烛和贡果，吃团年饭和辞旧迎新时燃放的鞭炮，装饰门庭的门神像和年画等等，都是每个家庭必须准备的过年物资，乡亲们都习惯称之为年货。在我心里，年货是有味道的，甜润中渗透着苦涩，苦涩中渗透着温暖。

在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的重阳节，刚过而立之年的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时不慎掉下脚手架，重重地摔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腰椎严重受损。家里花光了微薄的积蓄，还背了一身债。住院两个多月后，再也拿不出钱来继续治疗。爷爷只好用板车将父亲拉回家里，采取看跌打的保守疗法，加上误信了一些江湖郎中，几番折腾，钱花了不少，结果还是落下腰椎弯曲、经常腰痛的毛病。

那年为给父亲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准备腊月里杀的年猪也卖给了猪贩子。眼看春节临近，小镇上满街都是打年货的人，大袋小袋地往家里拎，好不热闹。我们家却冷冷清清，还在为无钱购买那些中药、膏药、跌打丸发愁，根本没钱去置办年货。

以前每进冬月里，母亲就会从镇供销社买回一大张白纸，让我们兄妹一个挨一个地站在雪白的纸上，用铅笔沿着我们的小脚丫子画鞋样。每画完一个，就笑嘻嘻地骂上一句：“都是些讨债鬼，这脚丫年年都在长呢！”骂完拿起剪子，麻利地剪出鞋样儿，开始穿针走线纳鞋底，然后从衣橱里取出夏天用布条和米糊晒制的千层布缝制成鞋面儿。不管家里多拮据，每年都有一双新棉鞋，是我们兄妹最让小伙伴羡慕的事情，这也得益于我们家还有一位做皮匠的爷爷。步入腊月，母亲将我们一群小萝卜头拉到小镇上的裁缝铺，让那个戴着一副瓶底般厚的眼镜的老裁缝师傅给我们量尺寸，每人做一套新衣，还买回一些副食、鞭炮和玩具，让我们快快乐乐地过个热闹年。可父亲摔伤的那年却什么也顾不上了，不但新鞋、新衣没影儿，家里连一片腊鱼腊肉也没有腌制。家里准备的年货少得可怜，只是用夏日里就晒好的阴米炒了一些炒米，熬了一锅麦芽糖，切了一筲箕唐片子，杵了一缸糍粑，再炸了一小坛玉兰片和麻花。这还是慈祥的奶奶执意置办的年货，说零食还是要做一些的，不让孙子孙女眼馋着别人家的零食。那时候，每天放学回来，看到别人家挂满院落的腊鱼腊肉腊肠，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好闻的腊香，就特别羡慕。

有一天放学回来，老远就听到弟弟的哭声，一进门，看到母亲正手执扫帚，抽打着弟弟的屁股。奶奶一边遮护着弟弟，一边说：“你搞清楚再打三伢，我没看到他带腊肉进门呢！”就在这时，隔壁的祁爹过来了，一进门就连说对不起，是猫拖走了那块腊肉，已经在柴房找到了。祁爹涨红着脸，有些讪讪的不过意的样子。听了祁爹的话，母亲丢了手里的扫帚，一把搂过弟弟，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原来，邻居家收拾摊晒在门板上的腊肉腊鱼时，不见了一块腊肉，下午看到弟弟在那里玩耍过，便怀疑是弟弟偷拿了。等祁爹走后，母亲对我们一字一句地说：“做人一定要站得正，挺得直，堂堂正正。”发生了这件事后，我们都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大家小心翼翼，尽量不在家里提年货的事情。

爷爷在村里是个能人，不但种田是把好手，还学过皮匠、瓦匠和杀猪的手艺。腊月初八，邻居刘伯家杀年猪，请爷爷过去帮忙，酒足饭饱后带回几斤猪头肉。母亲将它们腌制在瓷缸里，家里总算有了一刀腊肉。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住在渔村里的外公家干鱼塘，打发舅舅送来两条大草鱼。母亲舍不得吃，将它们开膛除去内脏，特意不剖鳞，以利于存放到除夕那天做团年饭用。

大年三十，当鞭炮在户外的雪地上炸响时，我们家的年夜饭开始了。虽然没有穿上新衣新鞋，但嘴里吃着香喷喷的菜肴，兜里揣着压岁钱，我们兄妹还是开心地度过了那年的除夕。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年的年货旧事，就感觉到有一丝苦涩而又甜蜜的滋味，在唇齿间温馨地弥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