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 日月

肥人都知晓，城东有一个贫民窟，叫八百户。

那是在1956年，合肥西郊大蜀山脚下的蜀山人民公社辖区内要兴建一座水库。据《合肥市志》记载，1954年7月10日，合肥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淝河水位陡涨至16.19米，淮河路水深齐腰，水西门、杏花村水漫屋顶。全市有6250多间民房被冲倒，13000多亩农田被淹……为彻底解决这一水患，同时为解决城市供水以及农田灌溉，经省政府决定，兴建董铺水库。这年冬季，先在大蜀山脚下修建了一座马小郢水库。直到1956年7月，又在南淝河正源作为董铺水库的选址。这年11月董铺水库破土动工。也就是在这年隆冬，我的父辈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金大郢，从此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挑着行囊，迁移到城东安家落户。我的父母挑着我的两个姐姐，紧随着迁徙大军，从合肥城的西北角，步行几十里，来到城东，自己动手盖起了2间茅草房，安居乐业了。当时一起迁来的共有八百户，由此而得名。

八百户，说是城市人，未免有些高抬了。因为在那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失地农民。虽说到了城里，但人们的生活习性一点点没有改变。说是农民吧？也不太准确，不仅没有了土地，而且大凡迁徙而来的，只要有劳动力，政府也都给安排了工作，是标准的工人。不过刚进城的农民，都因吃没有文化的亏，基本都没被安排到国营工厂上班，而是清一色地被安排到搬运队、路工队、建筑队……这类靠卖劳力、凭力气干活的大集体单位工作。我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家庭，父母目不识丁，姊妹四个，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家境清贫。

打从我记事起，两个姐姐为了不让父母负担过重，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开始做些临时工，来补贴家用。姐姐们经常讲，三年自然灾害时，她们经常步行四十多里路到母亲老家三十庙阮大郢去挖野菜，到已起过的山芋田里拣漏掉的小山芋或山芋藤子回来充饥。那年月，父亲常年在外，基本上属于那种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人。全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辛勤劳动挣的一个月仅有14块钱的工资来维系。

我的母亲，是个独生女，从小在家娇生惯养。可自从嫁到金氏家族，就一生任劳任怨，贤惠善良，宽厚待人，不善言表。属于那种甘愿自己吃亏，也绝不会亏待别人的人。随父亲拖儿带女来到城里，被安排在路工队上班，工地经常是离家有好几里路，甚至有时还有一二十里路。母亲晕车，身体瘦弱多病。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总是每天天还没亮，就带着饭盒子离家步行去上班；每天晚上，也多半是要到八九点后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就这样，母亲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勤劳工作二十多年，后来直到为了“上山下乡”的大姐能早日回城顶替，母亲才提前退休，安度晚年。

城东的八百户，也因分得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的“红利”，在几年前拆迁，建起了一个取名为“福海居”的新社区。但我对城东的记忆，因这些一幢幢高楼大厦的矗立，反而更加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