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我刚从新兵连下到三炮连，就被分配当上一名三炮手。三炮手，就是专门负责背八二迫击炮后座的兵。刚当三炮手那回，每天训练都要背个沉重的炮座进行训练。一会走齐步、跑步走、踢正步，一会又练放下、背起炮座；到了傍晚时分，还得以班为单位，去生产地里种菜摘菜，一天训练劳动下来，累得直不起腰，晚上睡觉时也总是感到后背还背个沉重的大包袱，睡不香，可时间一长，渐渐就适应了。

都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大学校。这话一点儿不假，我们一批入伍的大多数来自城市，有上海、杭州、南京、合肥，也有温州的……城市兵基本上文化程度都比较高。用老兵的话说，我们这些城市兵脑子灵活。在连队，老兵们都把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当成宝，让我们帮他们写家信。找我写家书的老兵也不少。信写多了，名气也就大了。曾记得有个比我早入伍两年的团招待所一位老兵还“慕名”而来，找我帮他代写恋爱信呢!

后来有一位老兵就跟我开玩说：“你文笔那么好，帮战友们写信，屈才了！不如你把连队的好人好事写写，投给团里的广播站。”我就开始学着给团里广播站投稿，没想到一投就中，不仅广播站经常采用我写的稿件，就连团里放电影前放的幻灯片、团里油印的报纸也喜欢用我写的稿子。偿到甜头后，我的目标就更大更远了，积极向一些报刊杂志投稿，那时压根儿就不知道新闻还有五个“Ｗ”！天天胡乱写一通。为了能有时间写作，我就毛遂自荐到了连队驭手班开始学习写作。

部队一到晚上九点就吹熄灯号。有时伏案写作正在兴头上，怕断了思路，就打着手电，趴在床上继续写作。驭手班一到夏季，不仅味道难闻，加之马厩常年潮湿，又坐落在泰山脚下杂草丛生，因而蚊蝇特别的多。为了写作，我多半是躲避蚊帐里看书、写作。

1981年初，团政治处举办一期报道员集训。连队见我向报社投稿如此执著，而且文字功底也比较扎实，就把我推荐去了。集训第一天的开训动员，宣传股长对着麦克风说：“你们21名参加培训的战士，在集训期间，只要有哪一个能在《人民前线》报上见一篇稿子，集训一结束，就直接把被包背到团报道组去。”

军中无戏言。没想到，集训还没有结束，我的一篇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稿子，居然见诸了《人民前线》。于是，集训一结束，我就被调到了团报道组当报道员，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白天骑着自行车忙着下连采访，晚上就挑灯夜战，爬格子，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就这样坚持有大半年时间，连个豆腐干、火柴盒大小的文章也没见诸报端。我有自知之明，领导虽没说啥，但我自己不好意思再留在报道组当报道员了。就找到政治处主任汇报自己的真实想法，说，能不能让我借此机会探个亲，等从家一回来，我就回连队，继续当我的战士。主任想了想，就点头同意了。一回到家，我心还是有些不甘，就跑到报社实习，天天跟着报社编辑、记者后面学采访、学写稿、学编稿。十几天假期过去，当我回到团里时，刚把背包打好，准备回连队时，主任笑嘻嘻来告诉我：“你现在不光是全团的名人了，而且还是全师的名人！就在你回家这十几天里，《解放军报》《中国青年年》《光明日报》《人民前线》都刊登了你写的报道。这还不算啥！最重要的是你的一篇报道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下，可填补了我们师在《人民日报》上的空白。这回，你不用回连队了！就安心在报道组好好干。”听主任这番话，我把铺盖往床上一扔，高兴得跳了起来。

打这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勤奋，写的文章变成铝字出现在《解放军报》《人民前线》等报端上的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