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九十华诞，当我作为老教师代表在校庆台上接受献花时，不禁感从中来，思绪万千……

最近在家中找出一份10年前的应访笔记，当时是应某报社为庆祝安大新建五十周年校庆而准备采访的材料。（命题是“我与安大”）。这一份材料画出了我在安大的生命轨迹。所要补充的是，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采。这次校庆前夕，学校要我写一份五年来科研成果统计表，我八十岁后，共出版《方铭文集》《苏青文集》《朱湘全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评析》《蒋光慈全集》等，共23册，700万字之多！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无情又有情。从应访笔记看，六十年来，我可算是新建安大的历史反映和代表。安大起步我起步，安大受挫我受挫，安大前进我前进。

我首先要感谢新建安大校长张行言和第一副书记方志明，他们的知人善任，使我在1958年迈出青春华彩的第一步！

我要感谢孙献忠书记，他始终支持和关怀，使我能劈波斩浪前进！

我要感谢黄德宽书记，他坚决支持热情推荐我的文集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还要感谢李仁群书记，我老年出版的每一部书，他认为是为学校增辉；亲自主持《蒋光慈全集》出版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安徽画报》出了《蒋光慈全集》报道特刊，全国性的《文艺报》用四个整版出了“经典作家蒋光慈专辑”。

现在将应访笔记发表，是想趁校庆之后，对我的六十年安大生活，作一回顾和小结，我奉行的仍是孔子撰写《春秋》的宗旨：“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愿与安大继续同行共进！

2018.10.1

附：应访笔记

我是1958年复旦大学毕业，带有支援安大性质来安徽的（当时曾希圣是华东局第三书记亲到上海要人）。

安徽大学1958年新建，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周恩来签署任命原外国专家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张行言来安大主政。他是单枪匹马一人来安大的，加上复旦大学支援的老教授、讲师和像我一位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大批人员是部队来的干部和军校来的教员。

青年人有朝气和干劲，我初来安大在党委领导下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举其大者：

一、张行言委托我把毛主席校名题字剪贴裱装，并由我长期保管，直到中央档案馆来人从我手中取走。

二、曾希圣在开学典礼上关于“后来居上”的讲话，由我从录音整理成文发表。

三、陈毅报告、邓小平讲话、董必武题词也经由我记录整理见报。

四、安大党委任命我为校报编辑组长和学报秘书，从创刊到发展，值得纪念。

五、安大建校初几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安徽日报曾有广泛的报道，有的是头版头条和整版，绝大多数都经上级决定由我署名报道。

六、安大党委、学校许多重大决策，要我参加讨论，许多文件报告，党委嘱我起草。

七、从1958年给外语系上课，到中文系、政治系、历史系、图书馆专业等，我是上课最多的。

八、我曾下放和县。和县籍海军战士胡业桃是雷锋式的典型。我接受海军党委和和县县委邀去北京部队采访写作。后来海军党委作了向胡业桃学习的决定，并在人民日报整版报道。

下放农村五年后，我又回到安大。倍觉时间可贵，如鲁迅说的“要赶紧做”！举其大者：

一、1978年，教育部指名邀我进京，作为北大、北师大、北师院18部书的审稿人，和周扬、夏衍等列名书上。

二、1979年，以胡乔木为首的社科院通知我进京，委我为“六五国家项目”《现代作家作品资料丛书》的编委，列名书上。

三、1981年，纪念鲁迅100周年，由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指定我作为安徽的代表参加。

四、1978年我在兰州会议上提出为三十年文艺正名。提倡赶编新文学史以应教学急需，这部由北大、南大、安大等九院校编的文学史于1979年出版。这对知识饥渴和学术缺漏，起了极大的救济作用。

五、在学术研究方面，与安徽有关的：（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光明日报开展“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的全国大讨论，安徽只有我和吕美生写了“论桐城派”17000字的长文参加讨论，此文收入《桐城派研究论文集》，1963年出版。（二）安徽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和《红楼梦》齐名的伟大著作。1979年我参加了《吴敬梓和儒林外名》一书的写作。（三）作为省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我首倡并参与《张恨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帮助潜山成立了“张恨水纪念馆”。我在《读书》上写的论张恨水小说的文章发表后，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有人写文作了褒扬。（四）安徽六安人蒋光慈是和郭沫若一起在20年代开辟革命诗歌的先锋，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作为国家六五项目，我编著出版的《蒋光慈研究资料》，获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我是安徽大学专职老师，20世纪80年代兼任合肥联大中文系主任；2002年起兼任新华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为教育部新批这两个本科院校作了不少工作。（六）结合教学，我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20多部著作，编著的共计1000万字左右。

200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