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 莫欣

九十年代中期，我刚到出版局工作时，分管的处室里有个小伙子叫政，个头高高，面皮白净，衣着整洁，也比较考究。他负责教材印制质量检测。这项工作往往争议较大，但他不急不慌，条分缕析，以检测数据说话，再会胡搅蛮缠的厂家业务员也不得不服，大家都称赞他有能力，身上有股子以理服人的儒雅之气。

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上海高等印刷专科学校毕业分到局里工作的，是个年轻的技术干部，处长老李很喜欢他。一次与我一起出差到江南，也带上了政，告诉我政是大家出身，祖父是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朱屺瞻，105岁的老寿星，上个月刚刚去世。从此，我对政有了初步印象。

又一次，单位搞联欢活动，我看到政的身旁站着个没见过的女孩，秀气、靓丽、文雅，好奇地猜想：是政的女朋友吗？处里的同志笑话我：“什么眼神啊，人家孩子都会讲话了。”那时候，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正在掀起新一轮开放热潮，省直机关出国业务团组也多了起来，我就接连到香港和澳大利亚跑了两趟。合肥市不失时机地组织工商企业出访寻求投资合作，由市里领导带队去美国，印刷行业不少厂家的老总都随行。李处长就来与我商量，可否给政一个机会，他的祖父刚去世，许多亲属在太平洋彼岸，他想去探望一下，同时，与企业老总们同行，也便于交流学习。我签了个倾向性意见报给局里一把手，之后就批准了处里的报告。

出国前的纪律教育很严格，办了专题学习班，要求随团行动，定期返回等等。但这个团是各地各单位来的，有省直也有市直单位的，有国企也有民企的老板，既大且散。待到该团返回时，竟有数人“脱单”，其中就有政。据说先是团里的领队给局里打了国际长途，后又捎回一份政的请假条，说稍迟几天一定返回。此时不论局里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是马后炮了，没有丝毫意义。但他终于就拖了下去，再也没有消息。有人就说是“叛逃”，也有人说责任在我“把关不严”。搞得很是紧张了一阵子。

过了四年多，我随团去美，没想到在洛杉矶竟巧遇了政，他还是老样子，一面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一面连连道歉，说是给我添了麻烦。他解释，当时自己是想回来的，因妻子与孩子都在合肥，但美国的叔伯们都不放他走，自己思想一松，就留了下来，现在自己刚刚拿到绿卡，正在设法为妻子和孩子办入境。他告诉我，在这边就业不易，现在与人合作做旅游，专门接待国内来的团组，安徽的团都接了好几个了。自己买了辆中巴，沿着旅游线路开着跑，辛苦得很。想想，还是在局里工作舒坦踏实。为了表示他的歉意，非要送我一支网球拍，说是名牌“威尔逊”，当红大满贯得主桑普拉斯用的品牌。这支拍子，柄比一般的要长些，用得很顺手。退休后参加老年网球赛，我常用这支拍子。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后来听说政的妻子和孩子终于到了美国，但没过多长时间，政的妻子不习惯那边的环境，仍旧留恋她在合肥市政府的工作氛围和待遇，吵着劝政一起返回国内，无果后，竟丢下孩子给政，只身一人回来，再后来，两人就协议离婚，她就重嫁了一个一直对她紧追不舍的房地产老板，后又生了个儿子。政在那边也只得重组了家庭。从此，那个曾经令人羡慕的温馨甜蜜的小家庭就消逝了。政也还常常回国，找到过去机关里的老同事、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常常陷入沉思。他是在思索着走过的那段人生之路，能拎得清究竟是哪头重，哪头轻吗？

人生走向，关键之处，取还是舍，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