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那会儿，特盼望一个人朝我走过来。她走起路来轻轻的，眼晴总是向着前面，身体也挺得很直。进了教室，她如果朝我看，我就激动起来，如果目光扫过我又转向别处，我就沮丧、失望 。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同班同学建岚。整整四年，她义务为大家送信。我从心底里赞誉她——这位美丽的。

那时，我年过而立，在儿子牙牙学语时，抛妻弃子，拜别父母，到外地上大学。学业繁重，经济也不宽裕，不到期末回不了家。那时无手机，更无微信、短信和QQ，难得去邮局打个长途，紧张得讲不清也听不清。唯一能敞开心扉倾诉衷肠的，就是靠8分钱邮票的平信。信和报纸是送到系里，每个班由一名同学负责取回分发，我们班就是建岚承担了。她是当地人，家里弟妹多，事也多，但她从未耽误过这一份外的工作。

1978年秋季开学后，我11月份就接到家信，父亲患了癌症，瘤子长在胆管里，堵塞得全身泛黄，被当地误当黄疸性肝炎治，10多天后才察觉，急送上海中山医院，我向系里请了假，直接赶往那边。住院、手术都要排队，而假期有限我不得不又返回学校，心里总牵挂着母亲与妻子在上海的进展情况。于是就三天两头写信过去，信刚发出，就又盼着回信。坐在教室自习，眼睛盯在书上，心却念着那还在半途的回信上，想着信使进教室，昐着她走到我的身旁。

每次接到建岚递过来的信，拿到手里轻飘飘，心头的感情却沉甸甸。拆信的那一刻，手抖索着，期待和疑虑，担忧和痛苦，五味杂陈，搅和在一起。建岚善解人意，每当此时，她会不经意地在我身旁停留片刻，看我读信时的表情，捕捉我眼中的细微变化。我痛苦她悲悯，我放松她欣喜。有一天，她生病没去上课，别人把信报带到寝室交给她，看到有我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已经下过自习了，她穿过大操场，赶在熄灯前到男生寝室找到我，把信递过来急切地说：“莫大哥，快看看有没有好消息。”那一刻，我的泪在眼眶里转，感受到来自一个年轻女孩的极大慰藉和鼓舞。

父亲去世后，母亲伤心过度，身体虚弱。妻既要上班又要服侍老和小，孩子已3岁，要上幼儿园了，我远在江南，有劲也使不上，不时感叹自己命运多舛：该上学时大学停办；该立业持家时又为求学背井离乡。因此常有愧对父母妻儿的情愫。其实，那时班上有家小的10多个“老三届”同学，哪个不是这样的心情呢？也就是我们这帮人事多信也多，越发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滋味。往往一封信要看许多遍，信纸上满是指痕和泪渍，有时压在枕头下，想想又翻出来，边看边思念。

建岚是个贴心的信使，她能用超越她那个年龄和经历的细致丰富的感情，去理解和抚慰像我这样大龄的兄或姐的心灵，总是在我们最期盼的时候，及时把饱含家的温度的家信送来，并陪着我们同喜同乐。

转眼四年过去了，我如愿以偿回到省城工作，建岚分回到她曾下放插队的皖南，先当教师，后到县委，任过讲师团长，宣传部长，研究室主任。她仍然热心老同学的事情，毕业后的每次大聚会，她都尽其所能：翻印大幅毕业照，赠送五彩琉璃球、空气加湿器等。她曾教过的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分到省直机关，与我同事，对我谈起起他的建岚老师，满是感激和崇拜。

是啊，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可贵的是多年如一日，时时想着别人，体恤别人，设身处地送温暖，送善意，这就是我的老同学——建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