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冬天，我刚满10岁。那时，我们家还是个大家庭，人口众多，上有太奶奶、爷爷、奶奶，下有哥哥、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而母亲因为是妇女，只记半个工。每年的秋天，我们家都因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涨肚”（欠生产队的饥荒），而领不到足够全家人吃一年的粮食。

因为粮食不够吃，在春天里我们兄妹放学后就挎着竹篮满山遍野地去挖野菜，然后妈妈和上少量的玉米面包菜团子吃，有时也做菜粥喝。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太奶奶、爷爷、奶奶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状，本就年老体弱的身体都浮肿了起来，用手指肚一按一个小坑，我们兄妹也被饿得面黄肌瘦，特别是两个年幼的妹妹，整天因吃不饱肚子而嗷嗷哭叫。

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大孝子，看到一家老小有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心如刀割。万般无奈，父亲狠下心来，开始实施他心中谋划已久的“拾粪换粮食”计划——父亲叫我和哥哥同他一起，在冬天里起早给生产队拾粪挣工分，再用工分向生产队换取粮食。事先，父亲召集我和哥哥开了一个小会，父亲问我和哥哥：“你们爱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吗？”我和哥哥点着头说：“当然爱了。”父亲说：“你们忍心看到他们挨饿吗？”我和哥哥使劲地晃着脑袋说：“不忍心。”父亲又说：“那我们家里的三个男人是不是该想办法让我们所爱的家人吃饱饭呢？”我和哥哥点头说：“嗯哪。”父亲说：“那我们从明天早晨起就起来去拾粪，用粪换粮食……”

那时候，北方的冬天嘎嘎冷，滴水成冰。早晨的气温是一天里最低的，平均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我和哥哥天不亮就被父亲“赶”起来，穿上棉袄棉裤，戴上狗皮帽子和棉手闷子，脚上穿着胶皮靰勒鞋，挎着粪筐，手握铁锹，走街串巷到处拾牛、马、猪、狗等动物的粪便，拾满一筐，就挎回家倒在院子的角落里。父亲给我和哥哥定下了拾粪指标，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每个人必须要拾满3 筐粪，否则就不让吃饭。

那时，我长得瘦小枯干，一满筐粪压在我的胯骨肘子上很是疼痛，但为了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能吃饱饭，我依然咬紧牙关完成任务。而且父亲也有规定，我和哥哥只有完成拾粪指标，才可以去学校上学。后来，父亲看到我挎着粪筐走路趔趔趄趄的样子，很是心疼，便给我和哥哥做了一个小爬犁，让我和哥哥团结合作，我拉爬犁，哥哥拿着铁锹往粪筐里拾粪。有了小爬犁，我和哥哥轻松了许多。

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三人拾得的粪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长派一些社员和生产队的会计到我们家收粪，一过秤，足足3 万斤粪。我和哥哥在旁边四只眼睛盯着生产队的会计在账簿上记下了60个工分。我和哥哥得意地看着父亲，父亲眯着眼睛笑了，如果按去年的生产队分红计算，60个工分能分红60块钱或分得粮食200斤小米或400斤苞谷碴子呢。有了这些额外分得的粮食，我们家再也不用为揭不开锅而发愁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转过年的春天遭了大旱，庄稼收成不好，田里没打出多少粮食来，到秋后一核算，生产队每个工分只够一分钱。我们父子三人拾一个冬天的粪所挣得的60个工分，只得到生产队的分红6毛钱或2 斤小米。

父亲的拾粪换粮食计划，彻底宣告失败了。但那一段艰难岁月却永远沉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生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