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剂良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从要素的投入侧和生产侧着手，核心是提升企业效益和竞争力，焕发企业家精神。可见，在新一轮的发展中，造就新一代高素质和高能力的商业工作者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

那么如何培养呢，不妨从历史上的徽商上取经。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称雄商界数百年。历史上的徽商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无所不至”，“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当真乃全民创业的典范，故留有“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之说。

其实，徽商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到清朝跃居十大商帮之首，经营有道，固有市场、资本等因素，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徽商孕育出了一套成熟的经商价值观，称之为新儒贾观。新儒贾观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儒服贾，巧妙地把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儒家思想引入到商道之中，儒术为体，商贾为用。

以儒之名，商的职业价值被认可，徽商的地位由此提高。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逐名高对于徽商来说，十分必要。因为中国历史上重农轻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商地位低下，故而提身份尤为迫切。为此，他们提出了“商何负于农”，认为经商和务农一样都是民之正业。随着徽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徽商在人们心中留下温文尔雅、知书识礼的良好形象，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同感也越来越高，商的地位可比素封，等同勋阀。这都有利徽商迅速开拓新市场消除人际隔阂和心理障碍，以至于后来徽州区出现的全民经商氛围也是与商人的社会地位改善密切相关。

贾服儒行，让徽商显现出更高的商技和商德。《江南通志·舆地志》用“善识低昂时取予”描述徽商的精明筹算。而这多裨益于儒家文化的智力支持。明代徽商黄镰就是一代表，少时从儒就学，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而其后在经商中善握“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

今人念叨徽商最多的是其商德。清代黟县商人舒遵刚总结徽商的品质为“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多数徽商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养，自觉地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运用到商业活动中。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下，仍坚持以义统利，忠诚立质，以信接物，“不饰智以求赢”，使得他们在商海中广得人缘，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此外，儒贾相通，让徽商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徽商自比 “宦”“士”，亦立起“经世之志”。故而常见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致富后不忘救济贫乏，行公益善举，惠及社会。比如清代的徽商鲍志道不仅在家乡捐银8千两补助私塾学院经费，还在扬州兴办了12家义学。像鲍这样的义举，在徽商中不计其数。

儒民贾利，贾与儒联姻，迭相为用，一张一弛，实现了道义和经济的并存，最大益处就在于让徽商与当时社会环境高度相容。

风雨潮头看徽商，沧海挂帆再远航。今天重振徽商的声音不绝于耳，虽然时移世易，但是以新儒贾观为精神内核的徽商精神的当代价值不可忽视。

尤其是经历了近年来市场屡屡曝光出来的失信行为，徽商的商德让人看到了希望，他们把“儒术”与“贾事”有效对接，把信、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无疑为从商者树立了榜样。学习徽商精神，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待。

此外，新儒贾观还启迪我们用儒家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解决发展中的弊病。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反省和调适期，我们更需解决好“为什么发展，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这一问题。如果经济发展不能让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那么这就是一种发展的异化，我们需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发展观。学习徽商的智慧，“回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用儒家的人文关怀抚慰那头狂飙直奔失去理性的发展雄狮或许是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