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感觉中，父亲仍然和母亲、和我们在一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出生于名门望族——合肥李氏家族,祖籍合肥郊区永安乡，祖父李澍国（字荫宇）。抗战期间，因祖宅李家圩子建筑宏大、气派（四周有护圩河、四角有岗楼），成为日军轰炸的首要目标，祖父也丧生于日军空袭中，当时父亲8岁，叔叔年仅3岁。祖母一生守寡，将父亲姐弟四人拉扯成人。虽身在大家族中衣食无忧，但寡母幼子小家庭的操劳也让祖母心力交瘁。为报国恨家仇，父亲和叔叔坚决要求参加空军，父亲因色弱未能如愿。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体谅和不忍离开寡居的祖母，没有随姐姐赴北平读大学，考入合肥一中商科班学习，毕业后进入省人民银行工作。

1951年，父亲踊跃响应省政府支援偏远地区金融建设的号召，与同班同学兼同事的母亲一起，奔赴皖北小城，在那里结婚成家、养育了我们兄妹3人，父亲也成为技术骨干和业务领导。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兄妹相继因招工、升学离开皖北小城后，父母亲终于叶落归根，回到了祖籍合肥的老单位，仍然从事自己钟爱的老本行——金融工作，直至退休。

父亲心地单纯善良几近透明，加上业务精、人缘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业务职称很早晋升至高级会计师，行政职务为稽核处长。父亲退休后积极锻炼身体，头脑清楚、思维敏捷，看报纸、看新闻，关心国内外大事，居然能和准备高考的孙子PK时事要闻。父亲一生节俭，但在觉得儿孙们有需要时，总是和母亲一起送上不菲的礼金。

我是父亲唯一的小女儿，父亲一直对我极尽宠爱。在我出生时，父亲欣喜若狂，广发喜蛋。这在偏远、封建的皖北小城，一度成为新闻。小时候淘气无度让父亲实在不能容忍时，斥责我时声色俱厉，但高扬的巴掌落到我身上时却如鹅毛般的轻柔，以至于母亲和邻居们常为两个哥哥鸣不平。在父亲的眼里，我一直是没有长大的女儿。大学毕业后，父亲还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单位报到。直到现在，只要父亲知道我一个人在家，总是要我回去住，或者再三叮嘱我注意安全。每天报平安的电话更是不可忽略。偶尔我忘了，父亲总是会有电话追来，问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有那么几年，我工作很忙，常常早上班、晚下班，节假日值班。尤其是有一天晚上，父亲血压高到200汞柱，我却接到要去单位办理紧急公文的电话。离家时，父亲嘴里支持我，背后却和母亲嘀咕，女儿怎么忙成这样啊？！

小时候，父亲是我的强大依靠，长大后我成了父亲的心灵安慰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病中的父亲，对我的依赖前所未有。不管医生用什么医疗器械，甚至是吃药，父亲都说等我女儿来了再说。父亲一度病危，进了重症监护室。每次探视时，我都想方设法讲一些他最想听、让他高兴的事，每次都能让父亲绽开笑容。医生护士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戴着呼吸机的病人居然还能笑，我听后潸然泪下，心酸不已。女儿的话固然让父亲开心，但焉知不是父亲强打精神宽慰女儿呢？

严冬过去了，父亲的病情相对稳定，春天给我们、也给医生护士们带来了希望。那个周日傍晚，我们全家离开病房时，父亲微笑着和我们告别，可是没有任何征兆地，翌日凌晨父亲在睡梦中离世了……我们赶到医院时，处于抢救中的父亲仿佛熟睡中，面容安详、没有丝毫痛苦……这也是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

父亲身体一向很好，这次入院，父亲似乎有所预感，在一个周日，将我们兄妹全家招至床前，口授嘱托“八不”：身后不打扰单位、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发讣告、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不置墓地。一再强调要我整理打印出来给他签字，并要我们保证一一照办。我哭着问父亲：没有墓地，以后我们想念您时到哪里找您啊？父亲充满玄机地笑着说：会有办法的！病中的父亲唯恐给子女添加负担，生怕影响我们的工作，总是不让我们在医院待得太久。父亲不担心我的工作情况、不担心我的为人处世，唯一担心我性格软弱，不够坚强。

父亲一生平凡、普通，但他爱国爱家、爱岗敬业，他的高风亮节、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会世代相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