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了6份关于控烟的提案，冯丹龙建议，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如卷烟的最低价不得低于每包10元，防范青少年在青春期试吸。(3月13日《华商报》)

卷烟的价格高，确实会让部分人望而却步，但提高卷烟销售价格，只能是控烟的辅助手段，况且提高卷烟销售价格，也是一把“双刃剑”，很容易走向问题的反面，不仅对禁烟起不到多大作用，反倒让既得利益者从损害公众健康的行为中获取更多利益，让他们更不肯放弃到口的肥肉，禁烟也将变得更加困难。主张提高卷烟价格，提高烟草税以达到控烟目的的建议历来不少，冯丹龙列出的理由很有代表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这并没有错，往往还能避免走弯路，但借鉴不能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如在控烟问题上，国外一些国家做得比较成功，并非主要靠价格和税收手段，而在于国外在控烟问题上严抓严打。比如泰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违者罚款2000铢。很多国家与地区实行封闭的公共场所全部禁烟;照一些国家规定，在公共场所吸烟甚至可能会被判入狱。而在国内，近几年来，国家控烟立法也是屡屡被舆论及相关部门提及，却一直没能得以出台实施。

要知道，不管是一元一包的烟，还是一百元一包的烟，都不应该卖给未成年人。提高卷烟价格容易忽视了真正问题。要想达到控烟的目的，要想让青少年不受烟草的毒害，不能总想着在提高卷烟价格等方面打算盘，应该做的是，依法加大向未成年人兜售卷烟行为的打击力度，严禁青少年吸烟，更应该实现控烟立法，尽快让控烟在全国范围内行之有效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