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6日国际在线）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下，刘玉村委员却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惹得不少网友愤慨不已。然而，将刘玉村委员的发言完整、冷静地看下来，平心而论，确有几分道理。

前不久轰动一时的“女孩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将号贩子的问题摆在舆论面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女孩要挂的是专家号，并非普通号。一边是高度计划的专家——就几天挂几个号，另一边是庞大而自由的病人群体，这种计划和自由之间的严重不匹配，实则是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和供需的不匹配，号贩子抓住“商机” 应运而生。事实上，不仅是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即便是著名的北大医院、协和医院，也有很多医生坐一上午没几个病人，仅仅是这些医生不是专家，知名度不够，是挂普通号而不是水平不够。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可以有效分流患者，按照病情逐级就诊，符合病人就医、大夫看病的治疗规律。

挂号费高了，小病挂专家号的就少了，号贩子的风险成本大大增加，不仅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也比较符合分级诊疗的初衷和意义。

也许很多人要问：提高挂号费就能解决“号贩子”问题吗？需要看到，刘玉村委员也指出了“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并提出了药品和服务价格“三升三降”的建议。在全面推行分级诊疗、计划诊疗的基础上，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完善监督制度，假如这些建议得到落实，“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就不会遭到这么大的非议而不被接受。

当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绝不仅仅是单纯“涨价”那么简单。如果提高了挂号费诊疗费用，药费、器材费依然降不下来怎么办？号贩子将涨价的负担转嫁给患者，依然猖獗怎么办？大幅上涨的挂号费诊疗费就会增加有真正需求的患者负担，这是我们在提出或决定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之前，都应该想到的。

剖析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号贩子问题的原因是发生在需求侧的问题。只有大力加强供给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既不能漠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痛点，也不能无视医生群体的专业声音和职业诉求，搭建公平公开的意见平台，寻求最大“公约数”才是解决难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