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找茬”大学英语教材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无意间发现一本大学英语教材的错误，使得他开始了历时两年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找茬”历程。通过查阅100多本教材和资料，发现问题教材达30多本。17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有关出版社将更正。（11月18日《京华时报》）

教材出错，危害性很大。对于教师来讲，给教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学生来说，则是在误人子弟。因此，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锲而不舍地给英语教材“挑错”，已找出“问题教材”30多本，其积极意义不容小视。特别是，对于教材“粗制滥造”，相关出版社不能止于“更正”，除了召回出错教材之外，还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问题是，教材出错并非是个案。时下，教材出错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大大降低了教材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作出规定，“教材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要知道，这个差错率，主要是指错别字和标点的差错，而不是内容的失真。但一些中小学教材中出现的错误，往往是些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例如，北京市组织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材，把陕西、甘肃划归于“华北”地区。这套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已经使用了14年。要不是在2011年温家宝总理指出了问题，这个常识性错误不知还要误导多少孩子。同样，如果不是大学教师施兵“找茬”，这些英语教材，还会将错误进行到底。

事实上，教材是不该出错的，更不应该出现常识性错误。教材的影响面太广、太大，是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知识教育、人生观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百年大计。可见，教材出错，至少侵犯了学生的利益。因此，除了要让“粗制滥造”者为教材出错埋单、付出侵权成本之外，有关部门应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纠错、监督机制，重点是要建立审读制度，即教材在出版之前，应广泛征求教师意见，及时纠错，再不能让几个所谓的教育专家关起门来编教材了。

特别是，社会和公众，要像大学教师施兵一样，以对孩子负责的态度，肩挑正义，并运用法律武器，向教材“粗制滥造”者追责，维护教育部门、学校和广大师生的基本权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教师，不要迷信教材的权威性，去照本宣科；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及时发现教材中不易觉察的错误，在编写、审定、出版等环节之后，守好教材的最后一道防线，坚决不让“有病”的教材去贻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