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纪委近日对央视《焦点访谈》所报道的胡女士为将户口从昆明迁至成都，花了8个月时间办理婚育证明的问题处理情况进行通报。通报称，相关单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存在严重不作为、人为设置条件、服务意识不强、敷衍漠视群众、推诿扯皮问题。目前，多名涉事工作人员、相关责任领导已被处理、问责。

一张“未婚证明”，八个月“旅程”。这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无奈的奔波与无助的徒劳。原来，人在“证”途也可以这样来诠释！媒体曝光的是一起典型案例，其实，很多人“不在办证，就在办证的路上”。

“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一个时代之问。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简单，在这个证明泛滥的时代，谁也不能幸免。“用一个谎言去验证另一个谎言，得到的往往还是个谎言。”可是，用一个证明来证明别的一个证明，我们将得不到一个“证明”。曾有文章指出，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

问责倒逼问效。首先，问责必须进入新常态。“不戳中痛处不长记性”，通过问责，让责任人明白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要受罚，以增强履职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没有一把高悬的问责“剑”，尽职尽责就可能落空。其次，及时问效既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又可以避免“被问责”。对于公职人员来讲，问效是一种“激励与鞭策”，一方面起到防患于未然和防微杜渐的功效，另一方面也是对责任人的警醒与保护。

简“证”放权要成为简政放权的急先锋。在“互联网+”时代，证明本身的“证明效果”已弱化，只要进一步畅通各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渠道，很多时候就会“不证自明”。客观上讲，长期以来的行政模式下，形成“唯证明”的行动思维；主观上讲，一些人对权力留念与依依不舍的情结根深蒂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范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简“证”不仅是简政的具体体现，也是放权的表现形式。从简“证”起步，一起见证简政放权的魄力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