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稿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动剧毒、高毒农药替代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加快淘汰剧毒、高毒农药。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今日本报13版）

食安法修订草案三审稿这一条文的提出，便在坊间引起误解，似乎剧毒、高毒农药用于蔬菜、瓜果等，一直都是法律所允许。当然，这样的情况在农业生产方面肯定是存在的，并且在一些地方有普遍性。然而，从法规来说这个设计算不上新鲜，早在1997年5月颁布实施的《农药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

无疑，这就产生两个方面的质疑：一是食安法立法照搬已经有法规条款意义何在？二是农业生产有法不依，农药滥用的根源在哪里？没有可操作性，会不会走上徒有法不足依的覆辙？应当说，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当然，农业生产用药行为会对农产品的安全构成直接隐患，正因为如此，食安法中有禁用剧毒、高毒农药的设计，自然不错。但是，食安法更需要针对的是农产品本身，即禁止含有剧毒、高毒残留成分的产品进入流通环节，确立从市场“逐出”的规则，进而达到倒逼生产环节自我管控的目的。

食安法需要的不止是禁用农药，重申已有的法规条文无实质意义。确立含剧毒、高毒农药残留的农产品禁止入市，立法并不难，但关键是如何破除背后的利益掣肘。一方面是农民追求产量忽视质量对农药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农药产业也面临市场转型的困境。然而，如果总是向这些利益妥协，立法长期止步于“不得用于”的倡导，老调重弹，效果注定就是涛声依旧。就食安法的立法而言，短短几年就回炉重修，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立法思路的偏差。瞻前顾后是立不出管用、有约束力和富于操作性的好法。食安法立法应有独立的原则，顺应社会期待与时代潮流，成为倒逼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最高法律依据，而不是削足适履，更不能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