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明确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专家认为，类似张曙光等官员竞选院士的现象可以受到限制，但按此规定，大学的校长也无法再成为院士候选人。（1月7日《新京报》）

过去一些年，权力越位致使院士增选“官学”混乱，表现之一就是屡屡出现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成为候选人，甚至当选的情况。院士增选歪风邪气让人心痛。鉴于此，下决心改革院士增选机制不仅仅是很有必要，而且是必须的。

当然，一刀切拒绝一定级别的官员参选，也是不合适的。不否认有些官员确实在科研学术上造诣匪浅，不应该受到排斥。不过，于当下而言，矫枉过正很大程度上讲也不奇怪。

此前，官员参选院士，只不过是我国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其实，即便不是官员，一些院士候选人拉关系、包装成果，甚至造假的事情也很多。必须正视，我国院士头衔的“含金量”过高，引发一系列问题：院士兼职多、院士增选“官学”混乱、甚至劣币驱逐良币、院士退不了休……一些地方还不惜代价引进院士。就像前几年，辽宁省出台奖励措施，引进或培养出一名院士奖励1亿元。

其实各个地方和单位，对于院士的引进、增选和让其发光发热不能随便退休的热情，体现了全社会对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鼓励和尊重。同时，过度的热情和奖励、离不开，也暴露出大问题——院士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实际可以带来的收益，无论对个人还是所在单位、地区也是十分显著的。

说来说去，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还延续着举国体制的沉疴。我们的两院院士行政性、权威性的色彩太浓了，两院既是科研学术机构，又是半权力机构，院士的名头自然值钱。不仅大而全，且科研、咨询、学术评价样样都包，院士实际上集行政权力和学术、科研于一身。

所以不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政府和单位都热衷于引进、增选院士，同时让老院士直到80岁都还要工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科学技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给予尊重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社会健康、正常的激励机制。但科学和权力应该各自归位，互不干涉倾轧。比较各国院士制度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实体性且大而全的科学院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有之外，多数国家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他们只有会员没有院士，即便因为翻译问题，国内叫他们为“院士”，其实人家的“院士”和我们的也不同。

很多国家的科学学会会员（院士）往往还要自己交会费，并形成了良好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这样的会员更多的是荣誉称号，不代表最高学术称号，即便是也只是最高学术称号之一。这样的科学学会，不直接承担科研项目，以确保学会的组织管理以及会员的科研活动有充分自由度、独立性。我们的科学体制也好，两院院士遴选、退出机制也好，都应该朝着类似方向迈进。

唯有让科学和权力归位，科研学术领域建立起良好、值得信任的共同体，院士遴选和退出才能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官员或一定级别的人候选，也才不会遭受非议。而在一个好的科研学术氛围之下，大部分学术型官员和不合格的科学家也会主动避嫌，不会过分争夺院士的头衔、学术上的领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