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流动育龄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同时，计生委要求各地精简办理准生证所需材料，对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当事人需补齐的全部材料。（今日本报16版）

新政褒奖完毕，民众有诸多感慨：原来准生证也是可以“就地办理”的！有几个问题还是需要反思：一者，要不是“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等两则新闻红遍网络，准生证上的折腾会成为公共话题、进而以公众共识倒逼职能部门及时求解？二者，新政尽管以体恤民意的姿态面世，但还是架不住民众要多问一句——诟病这么多年，早干什么去了？既然一纸通知能立竿见影，为什么不能早点急民之所急？三者，更大的疑问还在于，在行政许可等诸多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还有多少类似准生证的折腾亟待“解救”？

事实上，目前在内蒙古、广东等部分地区，已经取消了“准生证”，采用的是登记备案制。数年的实践下来，也没有因为这种政策微调就“二胎”、“三胎”满地跑。那么，让遵纪守法、符合生育条件，但没及时或忽略办理的人不断被折腾的“办证法则”，算不算“防君子不防小人”呢？当然，有人说，准生证“微改革”，政府服务大进步。但如何让这种“进步”兑现为民生利好，并呈现出举一反三的“可复制性”——也许，这才是“就地办证”最大的价值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