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进士余阙，是徙居合肥的西夏人，参与修宋史、金史、辽史，任淮南行省左丞，守安庆。而明清时期，合肥进士的著述保存的也很多。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的文进士共开科201次，取51624名，合肥籍就有128人，比武进士的数量多几倍。

余阙：智训庐州州官

作为党项人后裔的余阙，父亲沙剌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父亲早死，余阙侍母至孝，课授生徒以养活母亲。后来为陈友谅军破城，自刭。

余阙死后，敬爱他的人将他从水塘中捞出，葬于安庆西门外。明初在此立庙，为余阙祠，即今著名的大观亭。

余阙后人尚有在合肥者，已传至二十五代。

余阙曾辞官回家，在青阳山房住闲两年。此时，门前冷落，自守寂寞。后来圣上降旨起用他，紧跟着家人禀报：“庐州州官大人到。”余阙一听，心里一个愣怔，人情好淡薄，于是摇摇头问：“来了多少人，带了什么?”

家人说：“有好几个人，肩挑的，手提的，鸡鸭还在‘呱叽呱叽’地叫咧。”余阙听了，眉头皱成“川”字。他想：“借着清明打柳枝，当官的又在骚扰百姓啦。”便拿起一张纸，写了4行字，夹到一本书里，交给家人说：“你把他请到书房，就说我在收拾行装，让他稍等一会，着急了，就看看书。”

家人把书交给州官，引他进了书房。州官无可奈何，只得在书房坐等。哪知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只得拿起书翻看。一下，那张纸条飘出，他拾起一看，是四句话：“头顶乌纱帽，身背万岁牌；无事扰百姓，作恶大不该！”州官看了，吓得一身汗，赶忙叫随从把礼物带走。

这时，余阙进来了。州官说：“下官来给大人送行。”余阙说：“有劳了。”州官说：“下官知罪了。” 余阙见这个州官改变得很快，故意岔开话说：“你知书(输)了，我的青阳山房藏书不少。”“下官明白。这次受到大人的教益不小。”“明白就好，那你回去吧！我上任也不敢骚扰百姓。”“是的，是的。”从此，州官把余阙的话记住，不再胡作非为。

李天馥：皇帝的贴身秘书

生于战乱中的李天馥，孩童时代即涉足诗词、歌赋《四书五经》，其父闲暇时考他，出口能咏，挥笔成章，对答如流，族中长辈无不称异。后到清朝建立后，李家再次定居庐州。而李天馥每日必诵数万言，或至深夜不息，因此，初长成人即天资高迈，学识超群。顺治十四年（1657）李天馥参加乡试。当时的考官丁澎乃顺治十二年进士，此人携才识人，看到一份考卷怀疑有高人代笔，后在发榜之日，核对户籍，才知道是二十二岁的李天馥。丁澎见人便说“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才”。

李天馥文异常人，华年携举，但他并不自满，仍然勤奋有余。不过这一年江南等地发生科场舞弊案，至次年正月，顺治帝重新在太和门重设考场，调动满兵监视，亲试这批举人。

李天馥以精彩文笔赢得了顺治皇帝的喝彩。中进士上第，七月，朝廷新设翰林院，经殿试合格的李天馥作为庶吉士入院继续深造。

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让李天馥倍加珍惜，求知的欲望使他决心遍览经史子集，融会诸子百家，经过勤奋努力，不久，翰林院举行甄别考试，再中上第，授予检讨。从此专门侍候在顺治身边，讲解经史，并帮助起草诏书行文，可谓皇上的贴身秘书，权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