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从番禺区纪委了解到，番禺区现阶段将从推行“镇街公务接待食堂化”，按照番禺区推进“镇街公务接待食堂化”活动要求，包括沙湾在内的3个试点单位已制定了公务接待食堂化管理制度、公务接待食堂化用餐审批表、公务接待食堂化用餐汇总统计表、饭堂食材进货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做到用餐开支有登记造册，账目清单有明细公示，食堂开支管理有监督检查，并在机关内部公示栏内“晒清单”，按月公示公务接待用餐开支情况，接受监督检查。（7月1日《广州日报》）

与过去各地各级层出不穷的公务接待举措相比，番禺区此番推出的“廉政菜谱”有两大新意：一是根据接待人数明确了食材数量，二是明确了食材内容即制定了所谓的“廉政菜谱”。单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样实现“定质定量”的公务接待制度可操作性更强，更有利于社会监督。

就公务接待，其实从上到下早有不计其数的规定。1998年，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对业务招待费的范围、标准、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再次明确了公务接待的标准与纪律（光明日报5月3日）。虽然“四菜一汤”的接待传统早就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但如果扎扎实实地按照这些规定落实，不太可能出现公款吃喝泛滥的现象，更不可能出现“酒精烈士”这样看似悲壮却又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例。

就公款吃喝问题，众所周知的是，各级甚至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招待制度，许多领导就此问题也经常性地大讲特讲。然而，一旦付诸现实，往往又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这其中的原因极其复杂，但主要不外乎，一些招待制度落实的监督重心在于上级对下级，当然也有一些平行监督，不过大都手持领导钦赋的“尚方宝剑”。

在这样的监督模式下，公款吃喝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管理，往往有赖于个别领导的重视程度，所以，偶尔能见到一些地方兴师动众地颁发“禁酒令”。另一种现状是，更多地方对于掌控资源分配和个人晋升大权的上级单位巴结还来不及，又怎敢真刀真枪地兑现招待规定。说穿了，这样的监督模式没有走出权力垂直架构的范畴，一方面接待方努力向被接待者表忠心和热情，另一方面受到隆重款待又肩负监督重任的被接待者，有几个真正能够黑得下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