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会馆遍天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会馆的建立和发展，无不是一段段徽商的成长史。

明清时期，徽人笃于友谊，又重于经商，凡有会馆（义庄）之处，均为徽商聚集之地，徽商会馆遍及各行省。不管是李鸿章等幕僚商界名流在京巨资打造的安徽会馆，还是湖北汉口镇的“新安会馆”、江苏的“徽郡会馆”等，均有较大影响。在外乡，安徽的会馆用建筑、饮食、习俗、节庆等不同的形式，镌写下了引以为傲的徽州文化的繁华和博深。在此，我们讲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苏州安徽会馆：寄寓官绅不得携带家眷

苏州，南显子巷，18号。

这个1952年迁来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的地方，若干年前，它的名字曾是安徽会馆。

说起它的历史，远至明代嘉靖年间。咸丰年间，传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 “听王”陈炳文曾居此。历经无数主人之手，到了皖人倪莲舫，修建后易名“皖山别墅”。既是安徽同乡之居，安徽会馆在苏州选址至此，自然是最顺当的了。

同治三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因就苏城东偏南显子巷伪听王府”建程忠烈公祠，同治五年在祠后得倪氏洽隐园，扩修后曰“蕙（惠）荫园”，作为安徽同乡宴息之所，此时始名“惠荫园”，它也成为安徽会馆后花园。光绪二十年，增建安徽先贤祠，李鸿章续拨巨款修园，成为集游园观戏、赋诗作画、经商习工、祭先祀祖、坐堂办公于一处的场所，为会馆、祠堂、花园、公所、机房相结合的建筑群，此为“惠荫园”的全盛时期。李鸿章调离江苏后，对会馆仍不时地发出指示，并拨巨款维修，每年都有报销册送李鸿章审阅。民国后，安徽旅苏同乡会设于此。在此曾设阅报社，一度改为游艺场，游客众多。

园子的最东部是安徽会馆，门面朝南。会馆的享堂俗称包公殿，正中神龛里并列供奉着两座神位，杏黄色神幔中一位是大宋龙图阁直学士包孝肃公之神位，还有一位便是徽州先贤朱熹。

会馆管理是比较严格的，章程中规定的很详细：会馆内的房间允许安徽的官绅寄寓，但必须报上姓名和籍贯，而且不准多带闲人，连家眷也不允许同住，一切的吃喝用都自己准备。会馆二百间房屋都可以居住，但是园内亭台楼阁是宴会聚集的地方不可以住。到园中各种花木开放之时，每个人都要随时爱护，不可任意攀折。

泰州新安会馆：茶号兄弟合力倡建

各地都建有新安会馆，泰州也不例外。

清道光年间，绩溪人胡沇源到江苏东台茶叶店学徒，积累了点创业资本，随后与同乡合伙在泰兴开设了裕泰和茶号。

他的孙子胡炳华、胡炳衡后来继承祖业，兄弟二人营商不久，深感徽州商帮在“三泰”虽有名气，但由于各自为营，势单力薄，加之生意上竞争，乡谊日益淡漠，缺乏相互扶助精神，不利于本帮在此地经营。于是，经他们倡议，在泰州成立了新安会馆，置房十余间，田地十余亩，兴建新安公墓一处。

姜堰新安会馆：同乡团结对外不手软

姜堰 “新安会馆”共有两处，一处在原人民剧场的东侧，现已拆去；另一处在原工业学校的南侧老通扬运河的北畔，东板桥的东北侧，姜堰东风街姚义兴巷10号，现有房屋9间，东厢房，西门楼，前后两进四合院，占地约150平方米，尚存四址界石一方，为清代晚期建筑，保存基本完好。

该会馆前后原有三进，11间瓦房。第一进供奉朱熹神位和他制定的 《家礼》。第二进供奉祖先的木主 （牌位）。第三进专门用于停柩。

姜堰新安会馆本是一种同乡会的性质。遇事，同乡可结成帮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有一年，姜堰某区长要借会馆结婚，就遭到安徽同乡联名签字拒绝。这充分体现了徽商会馆的职能和作用。

北京泾县会馆：新文化运动的喉舌之地

在北京，除了李鸿章拨款所建的安徽会馆外，还有很多关于安徽各地的会馆。比如泾县会馆。它现在的位置，在北京市宣武区米市胡同（又称骡马市米市大街）64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那个时候的“泾县驻京办事处”。

道光年间，为区别崇外长巷头条的“泾县会馆”，遂改称“泾县新馆”。清嘉庆朝时任广东乡试副考官的泾县西阳人胡承珙曾捐赠巨款，使其得以修缮；清书法家、思想家、林则徐的好友泾县包合人包世臣亦曾寓居在此并在馆内写出为后人所传颂的《艺舟双楫》一书。

1918年12月22日由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进步政治杂志《每周评论》在会馆北屋诞生，泾县会馆的知名度随之大增，此后即被作为杂志的编辑部驻地，张申府（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周作人、高一涵等文化名流经常为其撰稿。泾县会馆也因此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之地”。《每周评论》自26期起由来自距泾县不远的绩溪人胡适主编，但杂志舆论导向此后发生变化， 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仅出36期。

北京歙县会馆：王茂荫独居30年

“北京歙县会馆”明代为商馆，清初改为试馆，属同乡会之类的士宦行馆、试馆。曾为徽州举子进京应试和宦绅在京候差求官提供的临时寓所。

这里不但曾是徽籍商人集结之所，还是徽籍官僚、名人云集之处，如休宁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歙县人户部尚书曹文植、军机大臣曹振镛父子及画家罗聘等人常在这里出入。著名的思想家戴震也一度住在“歙县会馆”。特别是这里曾居住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过的一位中国人“王茂荫”。王茂荫担任京官，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达30年，而不携眷属随任，孑身独居“歙县会馆”，并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歙县会馆”度过的。

上海徽宁会馆：

依助同乡之力处理“客死沪地”

徽州、宁国两府旅沪商帮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建立徽宁会馆。馆址在今制造局路300号。最初的名称是：“思恭堂”，后来扩充了设备才称为徽宁会馆。该会馆为六县一郡的商帮所建，六县为歙县、休宁县、婺源县、黟县，绩溪县、祁门县，一郡为宁国郡。民国十八年，又创设闵行分堂。

当时建立思恭堂的主要动机在于依靠同乡互助的财力、人力解决殡葬问题，当时的文化心态将处理同乡客死沪地的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而徽州地区来沪经商者以中小商人居多，个体商人无力解决在沪的殡葬事务，建立思恭堂，既是发挥互助精神，又是公益事业。

徽州人以讲求房舍建筑的宏伟、华美著称，至于歙县、黟县等县的某些县城及某些村镇中，多有明清以来的古文化建筑群，上海徽宁会馆建筑的宏伟、壮丽及陈设的文化氛围，实际上是徽州建筑文化在上海的再现。会馆的房舍殿堂以武圣殿为中心，武圣者乃关帝即关羽，作为“义气”的代表，商帮团体靠“义气”维护凝聚力和协调彼此的关系。

徽宁会馆祭祀乡土神朱文公即朱熹，徽州人以朱熹为同乡而自豪，称其为朱子。将徽州地区的乡土神引入上海了，也是他们乡土文化心态的一种表现。

八一三抗战时，大部分建筑遭侵华日军炮火摧毁。

浙江佛堂新安会馆：

见证徽商的荣耀

佛堂镇被国内外的历史古文化专家称之为“百年商埠”，因为从清乾隆年间起的200多年来，大量徽商、绍(宁)商在此兴商建市。从清同治光绪年间，徽商再次分批来到佛堂经商，为了“联乡谊叙乡情”、“共议商贾行情”建造了“新安会馆”，以恢复徽商在古镇的荣耀与地位。据《义乌地理志》记载：原佛堂浮桥上下游一华里多长的堤岸，一入夜即桅杆林立，炊烟缭绕，每天停泊在江面的船只多达500多艘。清乾隆年间曾有诗句描绘道“舶樯如猬”，“船只泊岸如蚁附”。其中大多数的船只是沿义乌江来到佛堂镇的徽商、绍商等外地商船，而新安会馆则是当时徽商到达义乌后最集聚之地，成了义乌当时商贸繁华之景的见证。

湖北新安书院：

形成汉口的“新安市场”

清康熙七年（1668年），由徽属六邑（即当时安徽省的歙、休、婺、祁、黟、绩六个地方）的仕商联合，在六水分源的荒地上，建“新安公所”；1695年又改建为“新安书院”；于1717年扩建西厅；1721年修建学堂；1735年在南端汉江边开辟了“新安码头”，修建了魁星阁、紫阳坊，此接新街，更具规模了。乾隆乙末年（1775年）修建了新安街道，并新建了几十栋房屋，租与居住，取其房租费作为新安书院春秋祭祀之用。

道光十四年（1835年），山（西）、陕（西）旅汉商人筹资公建了山陕会馆（即西关帝庙），修建了关帝街和保寿桥，作为山陕同乡联谊和仕商避暑、寓居与经商之处。此后，岭南会馆（后改为“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广义公所等先后建立于此地，并陆续修庙、建桥、开行栈、修民舍、办商店。于是，新安街便逐渐发展成为行栈、手工业和商店集聚之地，形成了老汉口镇著名的“新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