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典当发展史上，不得不提到徽商典当。徽商典当与晋帮票号一度成为当时国家的两大金融支柱。在具有一定商业资本积累以后，精明的徽商开始向金融资本渗透。明清时期的徽商典当就以其规模大、分布广、获利多最为著名，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无徽不典”之说。

徽商开当 遍及四方

据《明实录》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年。”又据《嘉兴县志》记载，安徽的“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农田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经理）称为“朝奉”一词也源自徽商俗语。《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人和事均取材于徽籍典商。

而相关史料也记载：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商吴某，“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其右者”，号称“吴志典”。清代徽人汪巳山，其家侨寓清江浦200余年，“家富百万，列典肆，俗称江家大门”。明末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一带经营典业，“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前后增置典铺上百所。清代歙商许某，累世经营典业，资本多达数百万，家有“资物之肆四十余所”，布列于江浙各地，各典肆的“管事”以及“厮役扈养”共计不下2000人等等。

典当业成为徽商四大行业之一

徽州人经营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一个是徽州人。

典当业是徽商经营仅次于盐业的行业。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这些使得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使用货币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

典当商属于徽商“上贾”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

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像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

当时，徽商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徽商程壁治典于江阴，清兵南下时，为支援军民守城，先后捐银竟达175000两之多。

分工精细 各司其职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

“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