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东莞市公安局举行第六场“在线访谈”活动，治安巡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在微博上首次正面回应深圳“清危”的影响：“为确保深圳‘大运会’期间社会治安稳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6月1日《广州日报》）

深圳一场“清危”运动，将所谓的“治安高危人群”逼离了。然而这一部分人去了哪里呢？如今东莞市首先站出来表态，确认了“一部分高危人群被‘赶’至东莞”后，对东莞的社会治安造成压力。这正好印证了深圳“清危”运动之初网友的担心和预言，凸现出深圳治理社会病时用“药”不当而造成的副作用。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中国更是一个由各大小城市和农村共同组成的整体。在社会治安与治理问题上，需要考虑本地实情，但更需要考虑对周边城市的影响；需要从“我”出发，但也不能忽略了“他”的因素；需要理顺关系，在管好本地治安的同时，从全局出发，兼顾全国利益。

深圳市拿不出有效与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就简单机械地进行“高危人群清理”。结果可想而知，周边其他城市成了“避难所”。于是，深圳市台上政绩表演，东莞市做后台服务人员；深圳饭桌上大快朵颐，完了一抹嘴，说：“东莞，你来埋单”！

希望东莞市，不会重蹈深圳覆辙，不要有城市发展洁癖，也不要在政绩冲动下，再来一次“清理”。能摆出城市的包容性姿态，充分尊重人权，以义不容辞的管理者心理，依靠相关法律，脚踏实地地建立长效化的社会治安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