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国人十分注重启蒙教育,从古至今也涌现出了各种蒙学读本。中国古代蒙学,即童子启蒙之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历数千年切磋琢磨,于道德、文化诸方面,形成了系统而有效的基础教育模式。 朱玉婷/文
私学的大兴促进蒙学发展
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由于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及士阶层的壮大,私学的大兴,扩大了教育对象,使得更多的人掌握了原来为贵族所垄断的文化与道德等方面的知识,为更多的家庭实施学前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儿童的学前教育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所谓蒙学,即是对我国传统的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广义的蒙学,泛指古代启蒙教育;而狭义的蒙学,则专指启蒙教材,即童蒙读本。
古代,儿童“开蒙”,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岁左右,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四岁恰好是儿童学习汉字的最佳年龄段。蒙学阶段主要采用的教材就是所谓的“三百千千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同时,在蒙学阶段也会让儿童接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书目,为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蒙学教育通常采用个别教育的手段施教,注重背诵与练习。
最早识字课本成书春秋战国
随着蒙学的发展,蒙学读物也日渐增多。
就目前来看,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注谓“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叙》也以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
秦汉以后,蒙学读物逐渐增多,如秦代李斯编写的《仓颉篇》、赵高编写的《爰历篇》、胡毋敬编写的《博学篇》等都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课本,西汉时闾里书师将上述三篇合为《仓颉篇》,作为儿童的识字教材。汉代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课本有史游编写的《急就篇》、扬雄编写的《训纂篇》和蔡邕编写的《劝学篇》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课本有周兴嗣的《千字文》、马仁寿的《开蒙要训》、王羲之的《小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
唐代蒙学读物繁荣前所未有
唐代蒙学读物的编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种类和体裁日益丰富,并出现了专门的蒙学历史读本,如《兔园策》、《蒙求》等。此后各代,基本上都是在沿袭唐代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
古代的蒙学历史读物,从其编写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典故类的蒙学历史读物,主要通过介绍历史典故或讲述历史故事,对儿童进行历史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如唐代李瀚的《蒙求》、虞世南的《兔园策》、李若立的《藏金》等;史类蒙学历史读物。这类读物,其编著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童更好地学习、了解历史;综合类蒙学历史读物。这类读物集识字训练、道德训诫和各种知识教育为一体,涵盖较广,成为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最为流行的蒙学课本。
宋元时期蒙学教学更为详细
宋元私学类型基本相似,这一时期所开设的蒙学课程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童蒙训》、《训蒙诗》等。
所不同的是,元代蒙学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教学计划,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个“读书日程”可以说是元明清三朝学校教育最典型的“教学计划”,影响及于三代,迄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元代私人讲学内容多数不出程氏所列的课程。
明清私学大体沿用宋元私学计划,蒙学是私学的初级阶段,以识字为主,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诗》、《小儿语》、《续小儿语》、《弟子规》、《龙文鞭影》等为识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