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能从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看到或读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个穷人拿着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走进当铺，将东西递进高高的柜台，抵押一点钱以度日。东西换回的还有一张当票。这让我们感觉到，当铺是个剥削人的地方。合肥民俗专家牛耘说，在抗日战争前，合肥还有规模比较大的当铺，抗日胜利后，这些大当铺都不复存在了，只零星开有几家小当铺。

神秘的隔世之感

老式的当铺门前有木制栅栏，纯属自卫。1900年前后，北京当铺多达200多家，经营资本多来源于清内务府官员和太监。 当铺有一整套有别于其他行当的传统。古板的从业者，高大的柜台，门外墙上写着巨大的“当”字，总给人一种神秘的隔世之感。

当铺起源很早，在南朝时已有寺院经营以衣物等动产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唐朝当铺成为质库，唐玄宗时有些贵族官僚修建店铺，开设邸店、质库，从事商业和高利贷剥削。到清朝经营当铺已十分普遍，乾隆时北京已有当铺600~700家，对人民剥削相当严重。

合肥典当业虽早于清乾隆年间就已存在，但却盛行于晚清。据《合肥金融志》记载，到嘉庆八年（1803年），全城已有当铺13家，至光绪年间，加上“小押店”等各类当铺已有几十家。

主人多为达官巨贾

牛耘对当铺颇有研究：“清同治年间的1872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志得意满，很想为家乡办点好事，在和其弟李鹤章商议后于合肥开了两家当铺：‘义和当’和‘义兴当’， 用意就是指对乡亲要讲义气，对穷人要讲和气。这是李府在合肥最初开的当铺。位置一在今天的淮河路步行街，一在今天的红星路省外贸生活区附近。”

一开始，当铺打的是“救世济人”的招牌，比如说，生活困难的穷苦人在冬天去当夏天衣服时，当铺只收取很少的管理费，可后来月息抬高至二分以上，当期则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半。1880年李鹤章去世后，当铺由他的继室周世宜管理。约1885年寒冬的一天，有位穷苦农民因付不起利息赎不回当过的棉衣，在当铺门前吊死。周夫人一气之下责令当铺停业。

最大当铺为李鸿章家族

李鹤章的次子李经羲，在1909年，用属下进贺李鹤章升官的钱，在合肥开了家名叫“德成”的当铺。据牛耘回忆，这家当铺有800多平方，后面设有仓库。一进去，两边都放了长条板凳，提供给来当东西的人坐。每天，有五六个彪形大汉在当铺里巡看。当铺就在现在的步行街“李府”西侧的五星巷内，里面有雇工百余人，货楼以千字文顺序编号，是合肥典当业中最大的一家。

德成当铺由李经羲家族人管理，内部组织健全，店伙分工明确，各司估价、收当、管账、保管、跑乡之职。巢县、无为、庐江、舒城、六安等临近城镇的当铺因资金有限，往往将收当价值较高的当物送来转当。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不但轰炸了当铺，还抢走了当铺里较为值钱的东西，在经过此次劫难之后，德成当铺因为李家的日渐衰落，和手下人的层层贪污，最终以极低的价格将房屋卖给别人了。

盘剥的“阎王当”

旧社会开当铺，一要资金多，二要在衙门注册，这就要求老板不但有钱，还要有势力。上典当铺的，绝大多数是贫苦人家。他们借贷无门，走投无路，不得已把仅有的衣物伸向高高的柜台，任由当铺残酷的高利贷盘剥。

当铺规定，不管什么东西典当，总只“当半价”，且由当铺一锤定音，从无二价。再好的衣服，经过司柜的百般挑刺后，称为“破衣一件”，二十两的物品只能当出了九两，还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去赎，赎时除交原当金外，还得交付一笔高得惊人的利息。典当货物逾期，当票作废。因原估价极低，以后典当商拍卖出货，又牟取了暴利。

牛耘称，“当东西只能‘当半价’，是拿不到几块钱，根本无力赎回，有的人甚至连老婆、儿女都当了。因此，旧时当铺又被称为‘阎王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