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一些契约文书，但恐怕没有一个区域的民间文书有徽州文书那样数量庞大、历时长久且内容丰富。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人口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根深蒂固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徽州民间迄今仍留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这些在民间流传下来的文书，其中不乏珍稀文献，但除此之外，多数是反映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文书。                 

最早收集文书的人

在徽州文书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是那些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原件或稿本、抄本。譬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歙县方氏书信七百通，早在19世纪的光绪年间就已流入日本，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之外流。但当时的收藏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也就是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认识这批徽州文书的。最早注意到徽州文书重要性的应当是著名画家黄宾虹，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倡导收集徽州乡土史料，其中也包括少量的徽州文书。

我国史学界对于徽州文书的收集，目前所知最早的是历史学家方豪。抗日战争结束之初，当时的首都南京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书，独具慧眼的方豪先生收集了其中的部分文书，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

沉迷于“斗嘴皮子”

从已经发现的徽州文书中，诉讼的状纸和判决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也反映出徽州人好讼，他们的法律维权意识非常强烈，凡是对他们构成侵权嫌疑的，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讼师来帮忙打官司，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了芝麻绿豆点的小事，他们不惜血本，硬是要让官府断个青红皂白。还有更让人惊奇的是发现有一份诉状，上面叙述的是好事之徒实在闲着没事可干，居然模仿耗子的口吻，向阎王状告猫咪，说官府征收的槽粮中既然事先已经预先考虑到了“鼠耗三升”，那么这些多征收的粮食成为老鼠腹中的口粮当然是合法的。老鼠实在是可怜兮兮。而猫咪居然无故捕杀鼠类，逼得它们无路可退，只好来告官。

可见，徽州人沉迷于告状和“斗嘴皮子”，可一点都不比他们对于经商的热情来得差。

朱熹曾作《约束榜》

早在南宋时期，徽州理学的一代宗师朱熹就对乡里乡亲三天两头对簿公堂深表遗憾，为了约束日益泛滥的诉讼官司，他写了一篇《约束榜》，对于哪些情况下民众不能轻易告官，要耐心等候，否则可能有判罪牢狱之灾都有着详细的规定。

可这份《约束榜》在朱熹在世之时或者南宋后期大概还起过一点作用，但到明清时代，大批徽商云集于江南一带，侵占了当地人的市场，引起各种民事纠纷。在扬州，有的徽州商人居然一年到头都在打官司，后来实在是身心俱疲，连春联都要把勿打官司写进去，以使自己来年不要再碰上这种倒霉事。

典妻与休夫层出不穷

研究徽州文书关于典妻的档案，就不难发现，很多女性虽然下了立志守节、终身不嫁的决心，可惜她的夫家可养不起这么个大活人。倘若这个女子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家境偏巧又比较拮据的话，大半是要被夫家找个理由给卖掉或租掉，名之为“典妻”。“典妻”合同都是双方男子做主，典价也由双方男子共同商定，作为女性，只是一个陪衬。

当然，休夫的情况也不少见，有一份文书中记载，歙县南乡有位韩氏，此女大胆豪放，因为丈夫无能，一怒之下写了一份状纸告上法庭，要求休夫，言辞之间颇有哀怨：“夫类寺人，难向阳台索梦；妾非石女，孰向桃津问渡。”这在古代，不能不说是冒天下大不韪。好在官府在将此类“淫妇”冷嘲热讽一番掩人耳目之后，还是判令韩氏与原配离婚，自行改嫁他人。

展现多彩社会文化

徽州文书对于研究民间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譬如，大批宗教科仪抄本，生动地折射出徽州村落生活中一般民众日常的困扰、焦虑和企盼。徽州文书中一些史料的详细程度，甚至不亚于当代人类学民族志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为人们了解民间基层社会的运作，提供了诸多无微不至的细节。

不仅如此，徽州文书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发现的徽商章回体自传小说《我之小史》(抄稿本二种，各约20万言)，即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意义。小说作者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其人阅历丰富，曾当过塾师，到过杭州和上海等地经商、游历，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在桑梓邻族间排忧解难，参与晚清婺源乡间的地方自治。小说的内容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逐年记载一个家庭的社会生活。类似于此长达40余年、多达20余万字的连续记录，在以往的徽州文献中尚属首次发现。

又如，民国初年的《绘事日利》(抄本)，详细记录了一位徽州画家每日作画的画幅尺寸乃至笔资收入等诸多细节，内容具体而细微，对于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而大批的徽州文书原件，对于当前艺术史研究中“民间书法”的讨论，也提供了直接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