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一个是国庆节，一个是劳动节，都是当时最伟大的节日。每逢此时，合肥市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83岁的牛耘说起国庆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此。1949年国庆庆祝大会在合肥市体育场举行，由于场地的限制，牛耘并没有亲眼目睹，但从1954年起，他就连续参加合肥市国庆节筹委会工作。最令他自豪的是，1956年，建国七周年的时候，他还被推荐成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大队长，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荣誉。  

一字之差被逮捕

牛耘在合肥市国庆节筹委会任宣传员时，是1954年。他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和几个同事检查合肥大街小巷张贴的横幅和标语。那会儿，合肥城很小，街道窄，一条横幅就可以挂街道的两旁，而牛耘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周，也花费不了多长时间。

庆祝活动一般是早上八点钟开始，因而国庆节当天凌晨四点，牛耘就得起床，简单梳洗后，骑着自行车就往会场赶。天还没亮，道路一片漆黑：“那时哪有路灯啊？我们只有打着手电筒，一个个往墙上照着看标语。”牛耘对此印象颇深。

为烘托节日的欢乐氛围，合肥的工厂都张贴着红纸写的标语。因而检查的工作量对牛耘来说，也是很大的。发现有错误的，连夜就要更换。牛耘任市总工会宣传干事时，也曾张贴过无数张标语，有一回，他半夜睡在床上，老是感觉白天贴的标语有个字是错误的，越想越害怕，这要是被发现了，会被打成反革命的。于是，他连忙爬起来，拿着手电筒赶到安庆路去准备把错的标语换下来，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那儿时，才发现那条标语没有错字，完全是他疑心的后果。

有着这样的经历，检查标语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不料，检查到一家工厂时，他发现标语上的“共”写成了“公”，这在当时可是错误严重了。牛耘不敢怠慢，立马通知了该厂有关人员。工厂急忙换下了错字标语，并追查到是写标语环节出了错，马上便将此人逮捕。

经举荐当仪仗队长

国庆游行的仪仗大队是检阅时的先导，万人瞩目。当时，牛耘家庭成分不好，不是中共党员，能当上队长一职可以说是痴心妄想。可是，这份“痴心”却得到了真切地回应。1956年，时任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徐进，在物色大队长人选时，力排众人异议，极力推荐了牛耘。

选他，原因有几个：一是牛耘多次抽调到国庆节筹委会搞宣传工作，熟知游行情况；二是他先后在合肥市私营企业工会、商业工会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同各行各业都有联系，便于上下协调；三是牛耘虽不是党员，但他对党的忠心和对工作的热忱不容置疑。

仪仗队中的红旗中队、鲜花中队和军鼓中队是重中之重，其中的军鼓中队主要是由省商业厅下属八大公司的军鼓集中组成，只有9套军鼓。牛耘只好四处奔波，动员基层工会的关系，最后共有27套军鼓参加了集会游行。

受领导赞赏有加

上午八点，国庆检阅正式开始，开路先锋自然是仪仗大队。身着蓝色中山装的搬运工抬着“国庆”大板迈步前进，接着是体育健儿在摩托车的引导下，高举一面巨幅国旗正步向前，随后是制服整洁的铁路职工护旗队、鼓声震天的军鼓中队、步伐整齐的红旗中队和百花舞动的鲜花中队。“当仪仗大队通过主席台时，台上、广场上到处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忆起当年的热闹情景，牛耘仍然满脸喜悦。

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称赞他：“我担任过几届国庆筹委会主任，还是这一次仪仗大队最整齐，最有声势！”

“从1971年以后，我就没有看过合肥市举行过类似的游行活动了。去年国庆60周年，我通过电视观看了阅兵式，真的从内心感觉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现代化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军力国力的日益增强，我从旧社会一路走来，那种内心的感慨只有自己才能深切体会。”牛耘笑着说道。张亚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