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早期的阅读是什么样的？

陈尚君：小学时，我记得曾经向老师借阅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在南通仓巷的房东家看到过一本老版《辞海》，翻了几页，发现天地间居然有如此知识丰博的大书。初一下半学期，“文革”开始，学校的课基本都停了，我唯一的阅读是每天晚上到大街上读大字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陪着母亲，把每一张大字报从头读到尾。下乡后只能逮到什么书看什么书。

记者：那么读了哪些书？

陈尚君：我到农场有很多很幸运的地方，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初中生，但是我们农场的连队，有一批是南通中学高一的学生，很明显感觉高一的学生比初一的学生要成熟许多。他们曾经有个语文老师，当时讲诗词欣赏，后来做宋词清诗研究，很有名，叫严迪昌。他们那时候就经常说严老师如何如何，严老师指导他们读的书，在农场辗转也曾到过我这里。在劳动的艰苦中，我身边有一批比我学问好的中学生，真是一件好事，我看到我们的差距，也就跟着读书，整整八年时间。我准确地记得，我是1969年3月16号到农场，1977年的2月26号离开的，八年差二十天时间。这段岁月，我既经历了高强度的劳动，又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碰到一批很好的朋友，真是幸运。

回顾当时曾经看过的书，有一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留存下来的，比方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的文学史，三册之中我当时看到过第二册，比方说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出了第四版修订的第一册，我看到以后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的时候，看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现在研究唐诗，而且稍微有一点成绩，但是我看到《唐诗三百首》的时间非常晚，一直到20岁左右才看到。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也曾经读到，都是知青辗转借来阅读。但是八年的时间我读书不系统，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记者：能谈谈到复旦大学读书后的阅读情况吗？

陈尚君：到学校以后，我觉得在读书上我和其他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始终认为读书是需要靠激情的，所以在复旦第一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很傻的方式，把复旦图书馆里文史方面的书，尤其是和中文有关的，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读，有的时候把书拿出来翻一翻，有兴趣就读，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事情来做。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

1978年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时候，读书的气氛非常之好。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已经改变了，当时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理科图书馆这个位置。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可以到现在的外办，就是1100号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完整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可以在那儿看书。1977年、1978年，整个校内读书气氛非常好，图书馆早晨八点钟开馆，开馆之前就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基本上一开馆马上就没有位置了。我当时去得比较多的，是复旦图书馆一楼大厅里边的古籍阅览室。那个地方基本的几套书都在，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回过头来说，我从1977年3月到复旦，到1978年9月就进入研究生学习，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1976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努力读书的风气，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一种步伐。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陈尚君：我现在是全方位地读书。这不是枕边书的概念。学术研究，我做唐代为主，唐以前的历史也系统了解过，宋元明清各朝代什么都看。我看近现代的、西方的著作更多，各种类型都有，但很少形成文字。可能自己不了解但有兴趣读的、比我做得好的，我都愿意了解。我现在的阅读情况，一天看书的数量超过十本，一年过手几千本书。

记者：有什么阅读方法可供借鉴吗？

陈尚君：没有方法，兴之所至，没有评价和议论的责任。一般的了解、深入理解都有。为朋友和学生写序的书都要深入了解；会议发言也不能随便乱讲。实际上我涉及的东西很多，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学者应该是古今中外都了解的通儒，我们应提倡这样的治学态度。

记者：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十多年，感受到的学术传统或学术精神是什么？

陈尚君：如果要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1925年邵力子先生中文系建系报告中的一句话：“整理旧文学，发展新文学。”这是我们建系的基本精神。所谓新旧文学，在我们系成立之初，就不是对立的，是包容的，中文系是要在旧文学的基础上面，经过系统学习和整理，为发展新文学贡献力量。第二句话是：融通古今中外，踏实开放创新，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多元发展。

在我开始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如果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应该从《史记》看起。就是说，要研究现当代文学，也要从古代文学看起。朱东润先生研究的是中国文学，但是他的研究参考对象是英国文学，是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打通，放在对比之中加以研究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基本思路，是把法国社会学派的文学与社会关系、文学发展的各种动力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朱东润先生中年以后研究传记文学，认为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的精神和英国传记文学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他从中年学术转向后，基本的方法和立场，就是以欧洲文学的态度，以英国传记文学的立场来研究中国文学。

这样的研究精神也影响到我们这一辈，我自己就遵循这样的基本精神，踏踏实实读书，了解文献学的基本规范，从基本典籍读起。

记者：能进一步谈谈具体是怎么做的吗？

陈尚君：阅读古籍，初步要求是读通，更进一步则要读懂，再进一步就必须读透，然后有自己独特的体悟和理解。我们可以在基本的故事之中看到同一个事件，许多人的不同的理解，比方说项羽乌江自刎的事件，有人看到霸王别姬，但朱东润先生看到了另外一面，是项羽到乌江以后，江东子弟已经全部投降刘邦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可能一般人读书就会忽略掉。仅仅读一个传记是孤立的，但如果把一本著作全部系统加以领会，就能看出各种新的观点。

我在复旦读书，更多地受到这种精神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很相信一点，就是读书应该遵循规范，更要突破定说，创造新说。以古代文学来说，就要按照目录学的路数来读书，同时，应该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前代已有的各种结论和意见。在我的读书经历之中，确实可以看到前辈的许多精神和传统，一代一代在影响着我。

记者：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学者出席，您会邀请谁？

陈尚君：在这个时期，提这样的问题也太把自己当一个人物了。一个学者，只不过是微末的读书人，做过一些工作，被别人认可而已。天地之大，每个人有自己的格局和胸襟，按自己的性格过下去，和朋友有一些交流，有日常生活态度就可以了。你要特别了解，任何环境下，任何学者都是很孤独的，真正能交往的人很少。人生是很伤感的过程。如果能不死，当然是很愉悦的事情，可是古人讲“老不死”，不死又能干什么？如果总像蝙蝠一样吊在梁上，也没意思。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