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早年的阅读是什么状况？

梁光玉：我小时候正赶上十年浩劫，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的阅读，饥荒之余是书荒，几乎没书看，好不容易到手一本书，又常怀忐忑甚至恐惧心理。但阅读的欲望抑制不住，到手的文字什么都读，《赤脚医生手册》，侥幸读到的多是一些没头没尾的文学作品。我叔叔年轻时搞地质勘探，也是文学青年，偶有机会悄悄塞给我一些残破的苏俄文学作品，我第一时间看完再借给同伴，由于我看书快，周转率高，别人误以为我有很多藏书，又用其他书换，一时我成了图书中转站，故看了比同伴多的书籍。

不得不承认，在我少年时期的阅读经验里，俄苏文学作品对我影响很大，常常看完后半天不吭声，隔了良久，深深一声叹息（契诃夫语）。我最喜欢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完《卡拉玛佐夫兄弟》之后郁闷几天走不出来。

记者：不同的人生阶段，您的阅读各有什么特点？

梁光玉：上大学之前，我看的书很有限，很不系统，属饥饿阅读。高一时，我记得自己最早买的一本书是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包括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邓友梅《在悬崖上》、刘绍棠《西苑草》等众多著名作家的作品，看完这些短篇小说，少年惯有的作家梦就悄然萌生了。高考前夕，学校资料室管理员是我远房舅舅，我把课余时间花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玫瑰色文学梦进一步充斥大脑，现在想想也羞愧。高中班主任是我的恩师，像父亲一样对我，他知道我的优点：好学，喜欢看书，也看到了我的毛病，当时就对我说：你读书要克服八个字：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考入大学中文系后，仿佛一猛子扎到书的海洋。那几年，我浮光掠影，快速翻阅，可以说馆藏的文学名著差不多都浏览了一遍，当然也有些是囫囵吞枣。大学毕业后我曾想报考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先生的研究生，跑到深圳大学参加她筹办的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还在北大旁听了她的一些课，但自认为外语不好，最终还是放弃了。

记者：那时候伤痕文学兴起，同是复旦大学的卢新华的《伤痕》您肯定也读过吧？

梁光玉：我们住一个楼，卢新华还给我们做过讲座。复旦大学中文系对当时的伤痕文学、新时期文学还是很关注的，很多有争议的作品我都读了。上世纪80年代是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和我们的青春同步，我们都是时代的浪花，但即便作为一朵小小的浪花，对有些人来讲，也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记者：您的职场早期先后经历了中央党校和中国工人出版社，担任编辑之后阅读是否有所变化？

梁光玉：1984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科研部，和另一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老大姐负责创办一份全国党校系统理论科研类刊物（《理论前沿》的前身）。在三年编辑工作中，结识了当时很多知名、有影响力的学者，我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了一些感性的了解和体悟，视野也更为开阔。那时读书很杂，既要精读一些经典著作，弥补过去的不足，也赶着时髦广泛涉猎，如《读书》杂志每期皆看，“走向未来丛书”每种都买，十分关注当时国内各种思想和文化动向，常常和朋友们交流读书心得甚至争论不休，也经常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各种电影回顾展、电影周新片。无论读本科，还是在中央党校、工人出版社工作期间，我对当代文学的关注和热爱始终没有中断过，从王蒙早期的《活动变人形》到王安忆的《长恨歌》、从张炜的《古船》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尤其是《白鹿原》，认真看了两遍，深感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感到做杂志编辑不过瘾，国内出版业正处于黄金时期，通过朋友引荐，我找到了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家栋，他很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很快就把我调入工人出版社。

记者：担任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社长之后，事务性工作繁重，您的阅读偏好受影响了吗？

梁光玉：做出版社的管理工作，时间精力肯定分散不少，但我有两个坚持：一是坚持当责编，每年必须编几本自己喜欢的书；二是读书乐趣不减，看到好书就有购买的冲动；当然阅读兴趣也有了一些变化。一是更重视原创作品，我买书只买原创图书；二是喜欢重温经典，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看得少，现在开始补课，包括先秦诸子、汉赋、唐诗宋词等，希望回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也喜欢经常背诵默写《心经》《金刚经》等佛教经典某些段落；三是历史方面、有思想内涵的图书读得较多，比如赵越胜的《燃灯者：忆周辅成》，张承志的《心灵史》等等。

我最近读了丁东主编的《先生之风》，很多纪念文章读完不禁潸然泪下，顿觉手边的书贵于黄金。还买了几套送给朋友。重温那些特殊年代大师们的人生际遇和风范，往往无语叹息。

记者：能否概括一下读书给您带来了什么？

梁光玉：从功利的角度讲，读书是我的工作需要。我对近现代历史图书比较感兴趣，既是因为年龄增长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多年来读书、观察和思考。我很感谢这个时代，感谢编辑职业，带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思考。这么多年，不管是做普通编辑还是社领导，如果说到乐趣，就是和好朋友分享读书。编辑生涯四十年，迄今拿到新书的第一瞬间我仍是最兴奋的。职业选择做出版，既是个人爱好也是一种初心，愿意尽毕生精力为文化建设做一点服务，也算一种担当。作为一名出版人，初衷也可能始于少年时代对书的偏爱吧。

记者：2021年您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您判断一本好书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一名好编辑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

梁光玉：好的作品，必须有一定的高度、深度和温度。所谓好的社科人文编辑，首先应该有人文情怀，个人爱好与职业追求相融合，人文感自然就差不了。其次，编辑应该是杂家，什么都应懂一些。当然关键点是眼光，能发现有分量的作家和作品。涵养和见识决定一个编辑的眼光，决定他编辑生涯的高度。值得庆幸的是，我一直努力保持这种自觉。这些年来，策划、编辑了一些口碑不错的图书，总算没辜负自己经历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最近几年，我更偏爱人文性强的原创作品，如回忆录、口述历史等等。去年我策划了一套“边角料书系”，这是一套小书，但味道很足，先后约请了严家炎、谢冕、温儒敏、丁帆、陈思和、骆玉明、聂震宁、汪涌豪等一批名家名作，这也符合团结出版社一贯的审美眼光和人文追求。

我是理想主义者，但也很务实，尊重现实，尊重规则，前提是不违背理想主义的执念。这些年我也在不断反思，期望能不断超越自己的短板，以包容之心多出版好书。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梁光玉：比如说钱锺书《宋诗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唐诗选（上下）》。当然也会经常调整，比如《诗经》文白对照、《王鼎钧回忆录》、王笛系列作品、汉学家史景迁的系列作品都是我的枕边书。现在手边放的是《阎明复回忆录》，对了解中共党史、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好的读本。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梁光玉：一是唐诗宋词（找最好的版本），二是一种带名家注释的佛教经典，三是带一本久读不厌的长篇小说，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或托尔斯泰的《复活》。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