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隆冬，迟子建出生在中国大地的最北端——漠河。故乡东北，始终是其创作的母题。她曾在采访中说：“我的出生地漠河，包括我现在常回去的地方，至今仍然是中国的边疆，经济欠发达，但自然无比壮阔。命运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四季如此分明，能够感受漫长冬天的地方，使我从小就有一种特别感伤的东西。当一个作家对世界的痛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可能就会真正触及文学一些本质的东西了。”读迟子建的文字，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生长的那方土地、对每一个世俗的日子恒久的爱，执着地贯穿于字里行间。

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

舒晋瑜：能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童年的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迟子建：小时候我是在外祖母家里长大的，那是个广阔空间，感觉人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你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1985年，黑龙江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看看，这像不像小说？

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 一下。即将出发前，朱伟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就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14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

好在这3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的东西。

我想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尴尬、悲哀与无奈

舒晋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使您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但单纯地把这部作品理解为历史小说，也失之偏颇吧？

迟子建：是的。我去追踪这个部落的时候，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但他们的生活快乐。他们从不乱砍滥伐，打猎也决不滥杀，够一周的食物就行了，不过多索取，在知足中产 生富足感，他们唱的歌旋律优美——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是有益的启示。

舒晋瑜：看到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族、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反思现代生活和原始生活的冲突，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用意？

迟子建：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部落变得和我们一样呢？我们为了所谓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本身就是一种粗暴。不仅鄂温克这个部落面临如此境遇，世界上其他少数民族也面临这个问题。那些有自己生命信仰的弱小民族，在现代文明面前面临的生存艰难和文化的尴尬，值得我们反思。

舒晋瑜：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说，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

迟子建：我不会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因为“深刻”是求不来的，只能是自然而然呈现。《额尔古纳河右岸》其实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延伸，不同的是，写作这部长篇时激情更为饱满，大约触动了我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

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问题。

我的女性人物是一群在“热闹”之外的人

舒晋瑜：《晚安玫瑰》中，景物的描写由大自然转移到城市，在露台、在屋顶、在高窗上。当您笔下的舞台转移到城市，心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迟子建：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描写的露台、高窗、坡屋顶，这样的房屋基本都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那一带，那里被誉为“哈尔滨建筑博物馆”，都是历经沧桑的老建筑，各种风格的，是个露天艺术长廊，我的笔徜徉其间，一样滋润！因为我把这样的建筑当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能够活在这样的屋檐下，比活在一个模式建造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楼群中，要曼妙得多！当然，我的笔也抒写都市里的 狭窗陋巷，抒写像《黄鸡白酒》的小酒馆，它们在我眼里充满了世俗烟火气，一样是动人的风景。

舒晋瑜：《白雪乌鸦》《黄鸡白酒》《晚安玫瑰》单看书名就是诗意并且色彩绚烂的。是有意为之？

迟子建：没有。也巧了，这3部抒写哈尔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标题都是4个字的。《黄鸡白酒》，它来自辛弃疾的词“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辛弃疾是我最喜欢的词人。至于《晚安玫瑰》，原来并不是这个篇名，是发表的最后一刻改的。

舒晋瑜：《晚安玫瑰》借着描写小娥的爱情，折射了中国百姓的生存状况、买房的压力、婚姻的矛盾甚至亲情的悖离……我很感兴趣这个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心态？您对这部作品比较满意，满意在什么地方？

迟子建：写作《晚安玫瑰》，差不多花掉3个月的时间，是我写的篇幅最长，也是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人的命运的影响。这里的两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后裔吉莲娜和报社校对员赵小娥，都有“弑父”行为，所以最早篇名是叫《弑父的玫瑰》。编辑们觉得“弑父”二字放在篇名太直露，所以我最后改成了《晚安玫瑰》。

写作帮我渡过人生的难关

舒晋瑜：中短篇的写作，其实一点都不亚于长篇所耗费的精力和心思。您确定体裁时，以怎样的标准判断？

迟子建：作品“容量”的大小，决定着体裁的长、中、短。比如我收集《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资料，我就知道，手中握着的，是长篇的种子。因为它容量大，张力大，可塑性强。可是像《清水洗尘》《逝川》和《亲亲土豆》那样的题材，它出现时，就是短篇的姿态。

舒晋瑜：回顾30年的写作，您愿意作何评价？

迟子建：1983年我在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到手中的笔，会这么让我不舍，一直到今，还牢牢在握。写作帮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那个源自现实，又与现实有着不一样气象的天地，它是那么令我着迷！我早期的作品，确如评论家所说，是纯净忧伤的，而近期作品，有了苍凉之气。我想这与我对文学的认识的加深和人生阅历的增长有关。但我所有的变化，都是渐变，而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所以对自己的写作，我也很难划分明确的阶段，因为创作是有延续性的。

我有个习惯，就是作品发表之后，再读上一遍。我读它是为了给自己找不足。我在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不足，所以总是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可下一部作品出来后，我读后又发现了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我想或许我未来还能写得好一些。从生活的意义来说，写作帮我渡过人生的难关，我爱人离世后，是这支笔给我强大的支撑，为此我要感谢写作。

原文作者/舒晋瑜文摘编自《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较原文有删减。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