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对阅读的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曾镇南：从小学就开始了。我的班主任很喜欢文学，经常借书给我看。在中学时代，对我热爱文学的倾向影响最大的老师有两位：一位叫汤明德，是我初一、初二时的班主任；另一位叫蔡国钦，是我高中时的语文教师。汤老师让我读“五四”以来的新诗，我一下子就被《女神》《红烛》《死水》迷得如醉如痴。查良铮译的普希金的抒情诗一集、二集和《欧根·奥涅金》《波尔塔瓦》，更是使我沉入了诗人梦中。我狂热地读诗、背诗、写诗。开始写短诗，越写“野心”越大，居然写出一首题为“故乡三部曲”的一千多行的长诗来，把故乡的神话传说、故乡的现实面貌、幻想中的故乡的未来都塞进诗里。这诗写完后，我惴惴不安地请汤老师看看，没想到大受赏识。在他的努力下，这诗居然油印出来，全校各班都分发一份，一时我的“诗名”大震。

记者：从诗歌开始的阅读和写作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曾镇南：后来我写理论文章，也追求一点诗意的习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我很欣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任公，文章应该是抒发感情的工具。只有有感情的文章才有个性。个性不是神秘的东西，就是真情。最使我对文学真正发生兴趣，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追求的是鲁迅。我高三时开始读鲁迅的杂文，那真是如饥似渴，一本接一本地读，一读就放不下，甚至高考时也丢不开。我完全被鲁迅那深邃的思想和具有极大魔力的文采迷住了。我第一次认识到文学事业不仅仅是朦胧的、美好的一种诗意，一种境界，它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一项严肃的事业。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鲁迅吗？

曾镇南：我这一生会永远处于鲁迅的影响之下。从我高三时开始读鲁迅杂文到现在，我们目击的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思想界、文艺界的变迁、风浪，也算不少了，但鲁迅文章的光芒是稳定、持久的，岁月不但不磨损它，反而增加了它的光彩。鲁迅的文章经常给我以帮助和养育。鲁迅对于我，是非常亲切、诚挚、平等的思想巨人。他高出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任何人，但我读他的时候一点也无须仰视，可以和他在平等的交流中得到乐趣。他对读者的尊重，对复杂事物明澈的烛照，他的精悍独特的表达，都使我感佩、惊叹不已。

记者：您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受哪些名师的影响比较大？

曾镇南：我在北大学习分两段。1964年，我从福建老家考上北大中文系本科；1979年，在母校老师们的鼓励下，我考取了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杨晦先生和吕德申先生。在北大两段时期的学习中，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使我感到了重新受一次文学启蒙的激动，每一堂课几乎都能获得茅塞顿开的愉快；陈贻焮先生讲唐诗时那种恢宏的风度、不羁的思路，使我心折；袁行霈老师的古典诗歌赏析，以吐字清晰、徐疾适度、顿挫分明的讲述和潇洒俊逸的板书，把他那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准确地传递给了学生，使我有如沐春风的兴味；孙玉石老师的现代文学史课，丰厚缜密、论必己出而又文采斐然，让你在下课时一边抚摸着发酸的手腕一边得到饱餐一顿学问的满足……这些听课的印象，是我那一年紧张的补习生活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胡经之老师教文艺理论，讲课不是很生动但内容扎实。他老讲文艺创作、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外号叫“胡规律”。他发现了我对文艺理论方面的兴趣，选我当文学概论课的课代表。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我开始大量地、迅速地阅读文艺理论方面的基本书籍，同时补读文学名著，也学着弄一点俄文翻译。

记者：您认为优秀的评论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曾镇南：首先要热爱生活，要把文学评论当成自己投身生活的一种手段，参加到变革生活的活动中去，怀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去观察、追踪生活，而且要把生活的这种新鲜的气息和汹涌澎湃的气势，及时地注入自己的笔端。好的文学评论也应该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第二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思想的人，文学评论家的文章要有文采，要带艺术性，要保持一种活泼、自由的思维状态；第三，要有比较敏锐、细致的艺术感觉。要老老实实地多读作品，不要端起文艺评论家的架子，要有坚忍的劳动态度。我有时也写得很苦。真正有分量的评论，起码是和创作一样惨淡经营的。

记者：您有什么读书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曾镇南：我读书时一般不做笔记，很快地读，集中力量，一口气读完。读书最好自己买书来读，上边可以做点记号，便于以后温习、查找。这样可以节省作笔记的时间。读完这些名家的书一定要消化好。受普列汉诺夫说过的“引证是论战的武器库”的影响，一开始我很喜欢引用这些人的话。后来发现，用别人的思想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是不好的，要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作品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过多地引经据典，往往是一个人不成熟、幼稚的表现。

记者：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曾镇南：我常常重温年轻时读过并留下美好印象的书，可以举些例子：常温的毛主席的文章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评白皮书的几篇文章。在我看来，那不仅是革命的雄文，而且是诗意盎然的诗篇，是我青年时代读得最多的有文学启蒙意义的课本。鲁迅的《野草》和《二心集》，郭沫若的《女神》和他的系列自传作品，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何其芳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两篇著名的论文和《论〈红楼梦〉》。陈涌论鲁迅的论文集与《在新时期面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自然辩证法》，还有列宁谈辩证法的哲学论文……这些书在我的青年时代都曾经激荡过我的心，教育过我，帮助、雕塑过我的灵魂，是我最感到亲切的启蒙读物。我到了晚年，时或会重温它们。我觉得，这些是我构筑人生的基本书。我爱它们。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想见到谁？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曾镇南：对于作家最好的喜爱或景仰的表达，是认真读他的作品，同情并理解他的作品——见没见过他倒是不重要的（当然文学记者和文学传记作家另作别论）。所以，我过去以至现在，并不曾特别希望见到哪位作家。不过，因为去年重新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3部）又细读了一遍，稍稍有点懂得了路遥的伟大，再次惊异于他何以能写出这样一部展示1975～1985社会生活百科全书般的画卷的巨著。重读了《平凡的世界》，也就等于重新见到他了。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