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夏坚勇：我不相信有哪一个写作者没有枕边书，就如同旧时代的穷书生多染肺结核一样，那是一种职业病。肺结核是坏的职业病，枕边书则是好的职业病，它能让你从创作的兴奋中解脱出来，带着阅读的愉悦轻松入睡。我的床头柜上总有一堆书，每次入睡前随手抽一本，然后翻到哪页是哪页，看不了多会睡意就来了，于是倒头便睡，有时连书都来不及丢下。

记者：先谈谈您的童年阅读可以吗？

夏坚勇：作为农家子弟，我童年的阅读亦有如家境一般贫乏。在小学阶段，我几乎没有接触过近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却通读了几十部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薛刚反唐》《杨家将演义》《五虎平南》《狄青征西》《说岳全传》《天宝图》《地宝图》《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绿牡丹》《济公传》《镜花缘》，等等。其中最不感兴趣的是最后一本，因为其中既无忠奸之争，又无战神与大侠。这些阅读当然对我接下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即很少受到外国文学的熏陶，这是我的“胎中病”，先天不足。但也不能说一点好处也没有，那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知识的最初启蒙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培养。

记者：“宋史三部曲”（《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译林出版社）分别以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北宋真宗大宋祥符元年这三个深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段作为叙事节点，您在写这三部曲的过程中，做了怎样的文学准备？阅读了哪些史书？

夏坚勇：由于受少年时期阅读的影响，我一直对历史题材的小说情有独钟。上世纪80年代，徐兴业的《金瓯缺》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在那前后，我又看了姚雪垠的多卷本《李自成》和中国台湾作家高阳的几本历史小说。心头的兴奋自不待言，平心而论，尽管那时文坛上的主流声音对《李自成》评价不高，但我始终认为书中涉及崇祯君臣和对当时的制度、风俗、文化的描写还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后来的很多历史写作者无法企及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试图写一部以明代“靖难之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亦已做了不少准备，但终因历史小说密度太大，我当时的文学功底和历史素养都无力承担，只能不了了之。上世纪90年代后，我转入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是自己历史情节的一种迂回呈现。当我完成了文化大散文《湮没的辉煌》和《大运河传》后，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写作“宋史三部曲”的文学准备。至于历史素养方面，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当然要读不少书。除去《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史纪事本末》之外，大量的是宋人笔记，还有一些有关的专门史，例如缠足史、家具史、气候史、服饰史、烹饪史，等等。其中一本研究古代物价的《金泥玉屑丛考》就前后买了三本，因我这人拉垮，用过了就随手一扔，下次要用，找不着，只能网上买一本，如斯者再三。

记者：从朝廷正史到宋人笔记，有什么阅读习惯？

夏坚勇：首先要讲一点，看资料，很重要的一点是识货，而识货的前提则是文学想象力的全程参与。“宋史三部曲”的创作时间延续达10年，这中间几乎每天都在看书，由此推测，所读的书应远远不止40余种吧。我读资料的程序一般是，先通读，在觉得有价值的内容下面加记号。通读过了，再把加记号的内容读一遍，结合自己的构思，如觉得可用，就抄下来。在写作某个章节前，先把笔记本看一遍，把可用于这一章的加上记号。有了这几道程序，可用的资料实际上已烂熟于心了。

记者：有什么书让您渴望成为一个作家吗？

夏坚勇：1971年已是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第四年，那时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有一次我在村里的一户人家发现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文学》课本。那时候的中学语文分《汉语》和《文学》两门，初中的《文学》课本上，文学的含金量还真不低，有曹雪芹的《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丁玲的《在果园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这部作品天然地契合了我潜在的审美趣味，农村小镇上两个头面人物在茶馆里的争吵和斗殴，故事集中，情节紧凑而富于张力，对话富于口语化和地域化，人物性格则活灵活现。我当时一是被作品的艺术力量所征服，连看几遍，爱不释手。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的作品并非高不可攀，熟悉的人、事，甚至语言，相对集中的场景，自己也是可以学着写的。那本初中《文学》课本上的文章一直被我反复揣摩，也点燃了我心底最初的文学火苗。后来我开始学习写短篇小说时，经常会使用这种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中展开情节和人物的手法，川中乡镇上的那座其香居茶馆，值得我永远地景仰。

记者：您会经常重温旧书吗？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最钟爱的是哪一本？

夏坚勇：我不知道你说的“旧书”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家里的藏书，我当然喜欢重温，最近这些年我很少买书，平时的阅读，新书占的比例不超过一半，其他的就是旧书，主要是那些以前看过，曾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的书。旧书重读，有的比以前的感觉还要好；也有的以前觉得很震撼，现在觉得很平常，时势使然，成长使然，这很正常。如果你指的是自己以前的作品，我则很少重温，我害怕那种不堪回首的感觉。但有时因为需要把自己某部作品的某个章节看了一下，又觉得很有成就感：在那个时候，我居然能写出这样好的文字。至于最钟爱的旧作，实在很难说，但我在好几次公开场合都说过：“《大运河传》是我最喜爱的作品。”

记者：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平时用什么方法整理书籍？

夏坚勇：我的藏书不多，基本上都是急用先买，急用先学，因此藏书也不可能成什么系统，基本上文史类的多一些，中外经典名著也有一些。但好些其实没有看，特别是外国文学，例如曾名噪一时的《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都没有看完。我是懒人，平时根本不整理，只把写作时短期内需要参考的书找来，一股脑儿堆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上堆不下了，再堆在座位边的椅子上。椅子上堆满了，索性放地上。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夏坚勇：我带《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我一直想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对比着读。都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其实有点溢美了。《红楼梦》的长处在于对贵族生活的描写，而对市井底层的描写则不及《金瓶梅》。在这方面，《金瓶梅》太出色了，尤其是西门庆死后，树倒猢狲散，各种小人物反噬西门家的嘴脸和手段无奇不有，令人叫绝。这两本书，《金瓶梅》问世在前，《红楼梦》问世在后，对比着读，一定可以发现后者向前者借鉴的痕迹。带《聊斋志异》，无疑是为了排解无人岛上的孤独和无聊，那里面的鬼怪故事，亦足够细细咀嚼的。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