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20年，香港三联书店曾出版过您的《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这本随笔和《一生一事》（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3月）有关联吗？

李昕：不能说没有关联，因为两本书写的都是我为作者服务，给他们编书的故事。但是各有侧重，《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主要是写人，写那些和我有过合作和交流的学者和作家，包括周有光、韦君宜、胡风、傅高义、李敖、王鼎钧等等，每人一篇，意在写出我对这些人物的观察和思考，我通过出版合作对他们有了印象和认识，试图写出他们的性格和人格。可以算是人物特写。但是《一生一事》不同，这是以我自身经历为线索，讲我自己的故事，特别是我怎样为作者编书。当然，其中不免会涉及那些著名学者作家，但是角度完全不同，写法也便不同。两本书从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复性的文字其实非常少。

记者：您在1982年就发表过文学作品，也写过文学评论，良好的文学修养和理论批评功底，对您从事出版有何裨益？

李昕：我最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理论编辑，那时社长韦君宜提倡“一手编，一手写”，所以我业余时间写文学评论，希望成为文学评论家，为此读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的理论修养，也培养了我对书稿的判断能力。后来我被借调到香港三联工作，香港三联当时的总经理赵斌来北京面试我，问我读过什么书，编过什么书，我如实以告。他听了以后表示我可以去三联书店这样的社科类型出版社工作。他说，“因为你算是理论编辑出身，如果你是编小说或诗歌的编辑，恐怕就不适合到我们这里来”。

记者：您先后在四家著名的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享受到这些出版平台带来的特殊资源和便利条件，做成了很多别人难以企及的事情，同时您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失误、遗憾和懊悔。很想了解您是以怎样的心态梳理既往？

李昕：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工作的出版平台给我带来很多别人不具备的资源和机会。但越是这样，客观条件越好，我就越发感觉到，其实有些事情，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课结束时，台下有一位学员向我提问，说你一辈子好像很顺利，很成功，你有过什么遗憾的事情吗？我当时

回答说，大大小小的遗憾和懊悔，其实一直都有。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不能进步。做编辑出版，一定要善于从看似成功的地方找出不足，要有内省力，善于总结自己，特别是善于吸取教训。其实我一辈子做的书，有很多出版后我自己都能挑出毛病。后悔当初假如想到哪些哪些，就可以把书做得更好。但是为时已晚，只能下次注意了。

记者：您有记日记的习惯吗？过去的事情，都记得如此清晰？

李昕：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期和香港三联时期，我只是留有几本工作笔记而已，那时并没有每天写日记，工作笔记只简要记录一些大事。进入北京三联以后，我开始记日记，写得很详细，每年都有十几万字，最多的一年（2014年）竟然有30多万字。一直记到今天，总共大概有300万字了吧。这些日记都是我写回忆录的依据，所以我的回忆录是严格按照非虚构的原则处理的，连书中偶尔会出现的人物对话都是原话。

记者：细读《一生一事》，里面有为人之道、做书之道、处世之道，总之方方面面都很受益。能否请您概括一下自己的编辑理念和做书之道？

李昕：我的编辑理念，就是王鼎钧先生送给我的两句话，“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这意思是说，编辑在具体的出版环境下，既要尊重现实，又要怀抱理想，尽自己最大努力出好书。我一直强调，做出版出好书，是不能怕麻烦的。要有一点完美主义追求。要想出版后不留遗憾，一定要预先策划得很周到，一定要用心，肯下功夫。有时需要反复和作者协商修改，花费大量精力；有时对某些题材的图书，还要按照上级规定送呈专家审稿，一遍遍地在专家和作者之间沟通，又用去很多时间；也有时需要自己对书稿中可能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承担审稿责任。这些都需要有耐心，也需要一定的胆识和智慧。如果编辑怕麻烦，只想省事，“短平快”出书，可能就会错过很多好书。

记者：您曾经手（即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出版过程）有三千本图书，大概每一本都隐藏着各式各样的故事。能否列举一二？

李昕：仅举一例吧。前几年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医学的温度》（韩启德著），这本书能从茫茫书海中脱颖而出成为畅销书，是用心策划的结果。

《医学的温度》原本作者提供的是一本综合性

的学术论文集，如果原样出版，也应该是正常现象，因为作者是大学者，中科院院士，还曾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弄到一点资助并不难。但是我和责任编辑蔡长虹都觉得，如果那样出版，就把一个好选题糟蹋了。很可能只销售两三千本。但是，我们认为这本书本来可以编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关于医学是否应该以人为本的问题，这是当今我们医疗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是我们建议作者，以这个话题为中心，从55篇文章中精选不足20篇，编成这本书，稍一宣传，一年就销售超过10万册，还得了十数个大奖。

记者：做了一辈子书，您的阅读量必然是巨大的。能否谈谈您在人生不同阶段，读书是否各有侧重？

李昕：我的阅读，也是跟着工作走的。在人文社时期，读的都是文学类、哲学美学类，到香港以后，因为工作需要，又补课一样地比较系统地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图书，还有香港史、澳门史等等。回到北京三联，因为学术出版的门类更广了，自己读书更杂，其他学科的书，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也都跟着读了一些。审稿本身就是读书，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一年审100多部书稿，其中大多是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但这样读书是不够的，因为有时候审读书稿，需要以其他图书作为参考。所以业余时间我也会选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科新书来读，由此可以了解别人在做什么，从而对自己的出版作出评估。

记者：您有什么独特的读书方法或阅读习惯吗？

李昕：说不上独特。我不藏书，我买书都是为了读的。买的时候很在意书的品相，但我不为了收藏而保护品相。读书时为了方便记忆，就在书上做记号，写批语，夹纸条等等。重读时光看有记号的地方。我近年小说读得很少，纪实类的读得多些，例如人物传记或自传，也常读一些文学、史学研究的著作、学术随笔，还有一些史料性的图书。这些书都不像小说那些需要连续阅读，所以我常常是跳着读，挑着读，一本书拿在手里，感兴趣哪部分就读哪部分。有时候是自己思考一个问题，会把几本相关的书找来一起读，从比较中发现每本书的特点。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