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早期的大型文明都是在较大的河流附近的平原上发展起来的。河流有一种文化廊道作用，河流带来的不仅是人流、物流、资源流，还能带来信息流、思想流和创新的碰撞。当然，最重要的是，河流能够冲积出宜耕宜牧的平原，宜耕宜牧的平原能够承载大量的人口，人类早期大型文明萌芽和成熟的三大重要条件，河流、平原、密集的人口三者齐备，人类早期的大型文明也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由此可见，河流与水的作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正因为如此，古人对水与河流充满了好奇，并且发自内心地关注和敬畏。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在这里展示的，既是对河流的好奇，也是对神秘河流的敬畏，还是对河流现象的哲思。孔子也赞成他学生曾点的日常生活目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成人、小孩、河流、洗浴、歌唱，是构成踏春游心之享乐的重要元素。没有在河流里沐浴的情节，这暮春的放松，就要大打折扣了吧？这欢快的解人春风，也要减去不少成色吧？

《道德经》是水的世界。《道德经·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老子眼里，上善之人就像水那样，为什么呢？因为水能够滋利万物，却不与万物有任何争夺。水姿态低下，身段绵软，位处别人都不愿意呆的低洼地，因此水最接近老子言语、思考、观察或想像中的那个最高境界“道”。当然，水还只是接近“道”的属性和品质，还不够“道”，更无法成为“道”。因为“道”是完美无缺的，是无可替代的，同时也是比划不出来的：用水来比划、表述、描绘，只是有些接近而已，但还不完全是它，或者完全不是它，而且也完全无法成为它。

水在老子那里，是抽象化、概念化和哲理化的，但到了庄子这里，则演变成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或一种生活方式的独有介质或背景，演变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独特象征。在老子那里，没有水的介入，老子的话可能会说得不那么滋润；到了庄子这里，没有水、河流、湖泊、草泽、水生的动物和植物，庄子的生活简直就无法继续了，庄子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无法存在了，甚至连他对生活方式的想像也简直无法呈现了。《庄子》一开头就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看，这段话和水完全脱不了干系，完全是水的天下。没有水的滋润和抚养，哪里会有鲲的存在和幻化！没有海的承托和翻滚，鹏又哪里能飞到南海去！就此，《庄子》开启了一个水的天地、水的世界、水的生活、水的思路，一切皆基于水的结论。

水是先秦兵家的工具。在《孙子兵法》中，这大约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指水是兵家拿来作譬的工具，另一方面指水是兵家直接用来战争的工具。举例而言，《孙子兵法·形篇》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意思是说，优势方驱动军队作战，就像决堤的积水涌入千仞河谷，具有压倒性优势。这是作譬，是说要在战前取得绝对优势。《孙子兵法·行军篇》则说：“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意思是说，渡河必须离河稍远；对手渡河而来，不要在河里迎战敌人，敌人半数过河时展开攻击，效果最好；打算和敌人作战时，不要紧挨河湖迎敌；驻扎时要面南居高，不在敌人下游居留。这些是水域作战的守则，这就是将水直接作为战争的工具了。

《诗经》是中华文化圈范畴内，最早和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荟萃。《诗经》里有许多水，有不少河流，湖泊则要少一些。《诗经》里的水，没有一滴是单纯物理学意义上的水。《诗经》里的水，经常是欲咏之物、欲歌之思的引子、跳板或发物，借助河流或湖泽的意象，引导出对当时权贵、不公的讥讽、嘲弄、斥责和批判。《诗经》里的水，也经常是思乡之水、怀亲之水。《诗经》里更多的，更为后人熟知的，还是俗世的情爱之河、情爱之水。《关雎》和《蒹葭》，是《诗经》中最著名的两首爱情诗。《关雎》里描述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蒹葭》里则吟咏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