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废都》《暂坐》之后，贾平凹创作的一部全新的城市题材小说《河山传》近日出版。小说背景是“西安”。《河山传》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到西安奋斗的历程，以及罗山等企业家的经历。《河山传》依然是现时的故事，贾平凹说，自己写不了过去和未来。故事里写到了西安，其实那只是一个标签。文学使现实进入了历史，使它因真实而更具有意义。

记者：我们看到的是大河在奔涌流淌，水面下是从四面八方汇合来的暗流。所有的事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情的瓜葛、现实社会的暗疾……看着看着，似乎逐渐明白小说之所以名为《河山传》的深意。您的创作初衷是怎样的？

贾平凹：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是经历者，以前所写的小说、散文，大致都在这个范畴里观察和思考，但一直想写一部能概括这几十年的作品，当有了一个故事，有了这个故事的讲法，就动笔了。这部书倾向于写实，借鉴了《左传》《资治通鉴》里那种层层展开的叙述。这种叙述不能哗众取宠，不能偏执，需要平静，需要不动声色。“灿烂翻为萧瑟，躁动归于静寂”。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曾经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我毕竟是一位写作人，我想以文学的方式将这些记录下来。

记者：洗河爹是第一代进城打工的人，小说开头就描写了农民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付出，阅读中能感受到您对农民工怀着深厚的感情，有一种悲悯之心。

贾平凹：我出身于农村，由于基因和血缘的关系，一直关注着农村、农民。思想观念的大转变，社会的大转型，犹如黄河出了禹门，波涛滚滚，直奔大海，它可能会垮堤毁田，又总是在滋润两岸。《河山传》中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形形色色，他们没有一个是坏人，用不着歌颂或诅咒。当几十年后回顾往事，什么是时代的大势，什么是生命的卑微和伟大，太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记者：洗河爹死了之后，洗河成了没人管的浪子，娘对他一味包容，没有责骂，临终还在为儿子擀面，这一幕让我落泪。洗河长得拙，却是个“人才”，对他的描写细致传神，散烟一节，真实细腻，很有戏剧性。他的弹弓简直就是绝活，又过目不忘，堪称俗世奇人。您把一个好吃懒做又仗义疏才的人物写活了，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贾平凹：洗河当然有原型，但只能说一部分情节是他的，我称他是洗河的“草稿人”。这人极其聪明，善于折腾，初交时很好，大方、仗义、能办事，而时间一久，社会气太浓，恶习多。《河山传》里的罗山和洗河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在社会转型期大展身手，这也使整个改革开放具有了农民意识的特色。

记者：洗河有农民的善良、厚道、不忘本，但他也参与并协助罗山处理车祸、敲诈、煤窑命案等棘手的事情。他也很会“做人”，比如打弹弓，开始是为了吓唬孩子们不让他们追自己，有一次是为了帮曾老汉打麻雀解馋，还有一次是和罗山打猎，分明是自己用皮筋加石子打中了猎物，却说罗山是“神枪手”……这不但写出了人物的复杂和传奇性，也充分显示了道具的功能。

贾平凹：自行车的轮子只有一寸宽吧，但在一尺宽的路上是无法骑行的，路越宽，骑行越自如。细节能使情节丰富，故事饱满。细节的获得都来自生活，以及对生活的熟悉和观察。我生性不喜欢聚会、开会，但我爱到乡下去跑。我一直在说，作家对生活要有新鲜感，对社会要敏感，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我写作了几十年，其实是越写越惊恐，越能体会古人的话：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年轻的时候，我写得很快，现在越来越慢，初稿还快，但反复改，用的时间太多。

记者：您的小说中总有这么个人物，比如《暂坐》里的作家羿光。如何站在秦岭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并理解中国、理解世界？您认为作家怎样才能和世界建立紧密的联系？

贾平凹：作家肯定是有观点的，他得讲出自己的思考，这就是《河山传》中的文丑良、《暂坐》中的羿光存在的原因。现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只要你生活着，你就在和整个世界发生着关系。我看世界，总喜欢把它比作我老家的村子，发生的任何事情就都容易理解。当你手里端着一筛子的豆子，任何别的豆子放在这筛子的豆子里，你都会知道这颗豆子是黄色或是绿色，是瘪的还是圆的。

记者：您会刻意追求创作上的“新”吗？又如何看待所谓技巧？

贾平凹：写多少作品那可能也是有定数的，我其实并不追求写多，不愿意别人说这是我的第几部长篇了，但确实是写了一堆，因为不写就浑身不自在，惶惶不可终日，真是一个苦命人。我曾写过一幅书法作品：为人自我不现，从文标新立异。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出新啊，出新十分难，哪怕一点点，也令人兴奋。写作也是一种限制，有限制就得“破”，不“破”就平庸。

记者：“人生就是一场‘暂坐’，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坐’。”《暂坐》中那群城市白领女性的故事，所传达的其实也正是人生太过短暂，整个过程差不多也就相当于到这个被命名为“暂坐”的茶庄，坐着喝了一会儿茶的模样。而《河山传》里的罗山，也是个“暂坐”，很多风光一时的人物，也脱不开“暂坐”。这样看着时，人生竟无限悲凉。感觉您写作时，内心有着大悲悯？

贾平凹：越是有大悲悯，越是要尽人事。上应天心，下合人望。作家写小说就是要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探讨复杂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