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沧桑乐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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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沧桑乐黛云

汤一介、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很久未能去拜望恩师乐黛云教授了,想见,又怕打扰。近日有老同学从香港来,约我一起去见乐老师。老师的保姆说,几天前有人来访,老师大概说话多,就很累了。乐老师还是喜欢热闹的,有学生朋友来,自然高兴。但毕竟93岁的老人了,愿她安静独处,在朗润园多享受秋日的阳光,我们便遗憾地放弃了这次拜访。今天,特地从书架上找到乐老师的传记来看,是2021年出版的,里头大部分文章是早已读过,现在想念老师,再翻阅一遍。合上书,感慨万端,目光久久停留在封面的书名上——《九十年沧桑》。

(一)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贵阳一个大户人家,父母开明,给她良好的教育,虽遭逢战乱,亦享有比较富足而快乐的童年;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曾作为学生代表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和汤一介先生结婚,嫁入国学大师、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的“豪门”;1957年因策划同人文学刊物《当代英雄》,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山区劳动;“文革”中再受冲击,但随后恢复公职,在江西鲤鱼洲的北大“草棚大学”教工农兵学员;“文革”结束后,当讲师,重新开始教学研究;1981年赴美国哈佛和伯克利大学访学2年,回国后在北大开设比较文学课程;1985年主持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担任副会长;之后主要精力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版多种相关的研究论著,长期担任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推进该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从这极简“履历”可以看到,乐老师的九十生涯有很“顺”的、令人羡慕的一面,那是充满鲜花、阳光、理想与自信的日子;也曾被诬陷、批判,当过猪倌、伙夫,坠入生命谷底,但她都走过来了。无论顺境逆境,乐老师绝不放弃理想追求,始终在奋斗、学习、开拓。她乐于“向风而行”,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选择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

乐黛云年轻时读过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其中有一句话,“生命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让乐黛云终生不忘,成为她的座右铭。我上研究生时,上乐老师的课,不止一次听她引用这句格言。“燃烧”,还是“冒烟”?是人生观的选择。改革开放时期,她抓住时机,选择从头开始做学问;她很快取得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发展势头很好,却又选择转向尚未开垦的比较文学;五十多岁了,她选择学英语(原来学的是俄语),背负行囊到美国访学;她的比较文学研究得到国际学界的赞赏,又选择“跨文化研究”这更开阔的课题,朝新的目标迈进。这一切“选择”,都是为了让生命“燃烧”,迸发光华。

(二)

乐老师的学问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问题意识强,有使命感,做得活,不全是循规蹈矩,“填补空白”;她习惯从司空见惯的学术生态中把握某些现象,紧紧抓住,深入探究,“生长”出新鲜的题目。我不止一次听她说过一个“故事”,早年她给留学生上课,讨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分析其中的三仙姑,都是中年女人了,还那样爱打扮,认为这是反常落后的行为。赵树理对这个人物显然用了讽刺,而一般读者也把三仙姑看作“反面人物”。然而有些外国学生却大惑不解,认为三仙姑爱美并没有错,是正常的人性,不明白赵树理为何这样讽刺女人。这种分歧让乐老师大受启发:原来中外文化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文学阅读评论的不同立场。这就引起乐老师对比较文学的兴趣了。

乐老师写文章有特别的敏感,她总是顺着自己的感受去探究,形成有价值的话题。比如,鲁迅逝世后,刘半农写过一挽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人们都赞赏其精辟,可是学界又罕见深究。这就引起乐老师的兴趣:鲁迅到底和托尔斯泰、尼采有什么关系?就从这里入手,乐老师“跨界”去研究托尔斯泰和尼采,回头再看这些外国作家对鲁迅的影响,比较他们的异同。进而形成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推展到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上。顺着这种思路,乐老师从文化比较中看问题,越来越坚定去开拓比较文学研究的路子,带动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她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原理》《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等书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有的还翻译到国外。说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是没有异议的。

(三)

乐老师的文章也带有她的个性、风格,凡有论点的提出,除了缜密的论证,还总有鲜明泼辣的气势。

我进北大读研究生时,导师是王瑶和严家炎两位先生,乐老师则协助王瑶先生,负责组织与辅导我们学习,等于是副导师。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也在乐老师鼓励下参加过筹建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工作,还和张隆溪合作编过《比较文学论文集》等书。乐老师曾建议我从现代文学教研室转去比较文学所。可惜我的外语水平低,终究不敢把比较文学当作自己的主业。但我的许多论作都有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乐老师的影响。

乐老师的夫君汤一介先生,我也是相熟与敬佩的。他们一度住中关园平房,后搬到楼房,我是常去登门请教的。再后来,他们又搬回到校内的朗润园,和季羡林先生的居室是上下楼,我就去得少了。这对夫妻很有意思。汤一介先生是哲学家、《儒藏》主编,以国学研究为己任,为人为学都谦和严肃;乐老师是文学家,以比较文学为使命,思想开放浪漫。他们俩性格一个内敛,一个放达,却珠联璧合,互为映衬,相濡以沫几十年,成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九十多年过去了,老人家还能在她的传记中动情地写出她童年时反复听过的“七姊妹”的凄美故事。姊妹七人的命运各不相同,而悲苦的小七妹最终化为了一座美丽的山,有一种朦胧神秘的青黛色。九十多岁的老人能那么清晰地记得她幼年的故事,甚至还有色彩感,这大概是返老还童吧。我却在这叙事中,体会到老人对于自身坎坷而又美丽的学术生涯的“归总”。乐老师曾说:“生活的道路有千万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是选择。”她的学术生涯虽然“沧桑”,却始终坚毅前行,努力“选择”得当,尽管有很多坎坷,却也迎来许多幸运。

这位可敬可爱的“沧桑”老人,其实又是挺充实和幸福的。据《中华读书报》 温儒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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