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未能去拜望恩师乐黛云教授了，想见，又怕打扰。近日有老同学从香港来，约我一起去见乐老师。老师的保姆说，几天前有人来访，老师大概说话多，就很累了。乐老师还是喜欢热闹的，有学生朋友来，自然高兴。但毕竟93岁的老人了，愿她安静独处，在朗润园多享受秋日的阳光，我们便遗憾地放弃了这次拜访。今天，特地从书架上找到乐老师的传记来看，是2021年出版的，里头大部分文章是早已读过，现在想念老师，再翻阅一遍。合上书，感慨万端，目光久久停留在封面的书名上——《九十年沧桑》。

（一）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贵阳一个大户人家，父母开明，给她良好的教育，虽遭逢战乱，亦享有比较富足而快乐的童年；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曾作为学生代表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和汤一介先生结婚，嫁入国学大师、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的“豪门”；1957年因策划同人文学刊物《当代英雄》，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山区劳动；“文革”中再受冲击，但随后恢复公职，在江西鲤鱼洲的北大“草棚大学”教工农兵学员；“文革”结束后，当讲师，重新开始教学研究；1981年赴美国哈佛和伯克利大学访学2年，回国后在北大开设比较文学课程；1985年主持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担任副会长；之后主要精力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版多种相关的研究论著，长期担任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推进该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从这极简“履历”可以看到，乐老师的九十生涯有很“顺”的、令人羡慕的一面，那是充满鲜花、阳光、理想与自信的日子；也曾被诬陷、批判，当过猪倌、伙夫，坠入生命谷底，但她都走过来了。无论顺境逆境，乐老师绝不放弃理想追求，始终在奋斗、学习、开拓。她乐于“向风而行”，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选择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

乐黛云年轻时读过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其中有一句话，“生命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让乐黛云终生不忘，成为她的座右铭。我上研究生时，上乐老师的课，不止一次听她引用这句格言。“燃烧”，还是“冒烟”？是人生观的选择。改革开放时期，她抓住时机，选择从头开始做学问；她很快取得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发展势头很好，却又选择转向尚未开垦的比较文学；五十多岁了，她选择学英语（原来学的是俄语），背负行囊到美国访学；她的比较文学研究得到国际学界的赞赏，又选择“跨文化研究”这更开阔的课题，朝新的目标迈进。这一切“选择”，都是为了让生命“燃烧”，迸发光华。

（二）

乐老师的学问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问题意识强，有使命感，做得活，不全是循规蹈矩，“填补空白”；她习惯从司空见惯的学术生态中把握某些现象，紧紧抓住，深入探究，“生长”出新鲜的题目。我不止一次听她说过一个“故事”，早年她给留学生上课，讨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分析其中的三仙姑，都是中年女人了，还那样爱打扮，认为这是反常落后的行为。赵树理对这个人物显然用了讽刺，而一般读者也把三仙姑看作“反面人物”。然而有些外国学生却大惑不解，认为三仙姑爱美并没有错，是正常的人性，不明白赵树理为何这样讽刺女人。这种分歧让乐老师大受启发：原来中外文化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文学阅读评论的不同立场。这就引起乐老师对比较文学的兴趣了。

乐老师写文章有特别的敏感，她总是顺着自己的感受去探究，形成有价值的话题。比如，鲁迅逝世后，刘半农写过一挽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人们都赞赏其精辟，可是学界又罕见深究。这就引起乐老师的兴趣：鲁迅到底和托尔斯泰、尼采有什么关系？就从这里入手，乐老师“跨界”去研究托尔斯泰和尼采，回头再看这些外国作家对鲁迅的影响，比较他们的异同。进而形成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推展到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上。顺着这种思路，乐老师从文化比较中看问题，越来越坚定去开拓比较文学研究的路子，带动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她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原理》《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等书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有的还翻译到国外。说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是没有异议的。

（三）

乐老师的文章也带有她的个性、风格，凡有论点的提出，除了缜密的论证，还总有鲜明泼辣的气势。

我进北大读研究生时，导师是王瑶和严家炎两位先生，乐老师则协助王瑶先生，负责组织与辅导我们学习，等于是副导师。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也在乐老师鼓励下参加过筹建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工作，还和张隆溪合作编过《比较文学论文集》等书。乐老师曾建议我从现代文学教研室转去比较文学所。可惜我的外语水平低，终究不敢把比较文学当作自己的主业。但我的许多论作都有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乐老师的影响。

乐老师的夫君汤一介先生，我也是相熟与敬佩的。他们一度住中关园平房，后搬到楼房，我是常去登门请教的。再后来，他们又搬回到校内的朗润园，和季羡林先生的居室是上下楼，我就去得少了。这对夫妻很有意思。汤一介先生是哲学家、《儒藏》主编，以国学研究为己任，为人为学都谦和严肃；乐老师是文学家，以比较文学为使命，思想开放浪漫。他们俩性格一个内敛，一个放达，却珠联璧合，互为映衬，相濡以沫几十年，成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九十多年过去了，老人家还能在她的传记中动情地写出她童年时反复听过的“七姊妹”的凄美故事。姊妹七人的命运各不相同，而悲苦的小七妹最终化为了一座美丽的山，有一种朦胧神秘的青黛色。九十多岁的老人能那么清晰地记得她幼年的故事，甚至还有色彩感，这大概是返老还童吧。我却在这叙事中，体会到老人对于自身坎坷而又美丽的学术生涯的“归总”。乐老师曾说：“生活的道路有千万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是选择。”她的学术生涯虽然“沧桑”，却始终坚毅前行，努力“选择”得当，尽管有很多坎坷，却也迎来许多幸运。

这位可敬可爱的“沧桑”老人，其实又是挺充实和幸福的。据《中华读书报》 温儒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