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如果你想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大地的儿子，成为知识和心灵自由的人，成为勇敢和人道、劳动和斗争的人，那么，你们就忠于浪迹天涯的缪斯吧，就在力所能及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旅行吧。阿来就是这样的自然之子、大地上的作家，其信息与行踪弥漫在文字间，抒发了对大地、万物、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思考。“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在《西高地行记》里，阿来这样写道。

记者：近年您的作品“记”的比较多，《成都物候记》《西高地行记》……后者收入的每一篇都是“记”：《故乡春天记》《嘉绒记》……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命名方式？

阿来：《西高地行记》中重要的节点，都和小说《寻找香格里拉》的题材有关，不止一篇，每篇都是不同的角度，很多个节点都深入得很全面，但不是为写一篇文章去，不是普通意义的旅行。那个地方有意思，激起我观察的欲望，从社会面貌到书本，是逐渐抵达、逼近和深入的过程。这既是在内省中升华，也是地理上的逐渐接近。我愿意把如何到达的过程也写出来，这才是完整的旅游。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发现一片土地。《瞻对》也是这样。

记者：《西高地行记》有很多诗意的风景描写，如《果洛记》开篇：“高原上一切的景物：丘岗、草滩、荒漠、湖泊、沼泽、溪流和大河，好像不是汇聚而来，而是在往低下去的周围四散奔逃。从青宁往果洛，路，那么地漫长，更加深了我这样的印象。就像在青藏高原的所有路途上一样，那些景物扑面而来，又迅速滑落到身后……”但是这种探险之旅不止是简单的旅游或采风。

阿来：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碧绿”这些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它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徒步、骑马、坐直升机时看到的，而是一种快速前进、绵绵不绝、一晃而过的视觉，在你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

山南（山南市，史称“雅砻”，是西藏自治区下辖地级市）是藏族文化发源地，我到山南探察了重要的地点：藏族种的第一块青稞地、藏族祖先居住的山洞、吐蕃藏王的墓地、雅鲁藏布江支流，思考一千多年来文化发生的变化。我不是来寻找答案，而是倾听、感触、思考、证实，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今天也许在别处上演。

记者：茅奖和鲁奖都获得过，您的写作还有这么大动力？

阿来：我经常说，介绍作家不必要介绍这奖那奖、或者畅销书作家，介绍我是作家就行了。畅销书作家就是赚钱的人，文学标准什么时候变成得奖和赚钱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好书不得奖不赚钱，不好的书既得奖又赚钱。一本书好不好，让读者读了自己判断。让他来“评奖”。我不主动追求获奖；奖项给了我，我也觉得当之无愧。写作不过是调查求知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写作就为了写一本书殚精竭虑，没有意思。当然写作会带来功利，但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作就没有意思了。

记者：关于写作，您从来不缺乏自信。能谈谈您的具体写作状态吗，虚构或非虚构，您如何选择体裁？

阿来：这个自信肯定是有的，不是过分自恋。我的写作是这样：不在生活就在读书。剩下的时间在写作。写《瞻对》时，我有个强烈的感受，当时正是西藏和新疆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我刚好到新龙县，发现清代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县，有过跟帝国对抗两百多年的历史，最后终于“融化”，所以我的副标题是“终于融化的铁疙瘩”。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整合是怎么实现的？构思的过程，三年时间几次往返，读书与调查互相印证——清代档案齐全，包括史书、官方材料和口传材料。清政府六次用兵瞻对，我从几十本材料中梳理，互相补充，尽量还原历史，每次战斗发生的地点都现场看过。当我掌握了那么多材料，我发现用不着虚构，只需要找到思路串联起这些素材就成立了。过于真实的东西，虚构反而显得苍白虚假。《云中记》也是同样的方法。

《云中记》的主角是有原型的。地震后那个村子搬迁，我遇到一个巫师，每年5·12汶川地震纪念日，他都带着法器回到夷为平地的村子，小说里的话也是他的原话。他说：“我是管死人的。我要去安慰那些鬼魂，不能让他们飘泊无依。”这个巫师是真实的。

地震第二天我就去了震中。当时文艺界有各种采风团，我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去参与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挖过死难者，留在那里参与地方的重建工作，成立过基金，有些规划实现了，有些更宏大的计划还没有实现——都不是为自己。我不断在思考人和大地的关系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两分来钟的时间，十来万人死伤；两分来钟的时间，几十年的建设化为乌有。我们都说“大地母亲”，她为什么这么无情？我的感触会比别人多。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写小说的念头，一次都没有过。

直到十年后的5月12日，为死难者拉响警报——不光是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救灾当中也有死难者。突然，好像这十年和地震有关的经历都复活了，十年中重建的各种经历、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我突然泪流满面。我在震后见过那么多死难者也没那么流过泪。本来想写另一本书的，我把文件关掉，大约半个小时后，和我说过那些话的巫师出现了，他在村道上发誓他要回去。我就开始写，也不用构思。

记者：您认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能力、素养是什么，如何培养与加强？

阿来：还是要有坚定的信念，自己不断学习进步非常重要。当然固步自封也不对。这个分寸很难把握。必须要不断进步，要进步又不能被带偏。做不到也没什么，那就享受生活吧。最重要的是不断学习，还要有领悟，不然就是书呆子。书那么多，是念不完的，只能找那些助长你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邃的书，要保持对中文的敏锐。我也读西方的著作，哲学、历史，都必须是上乘之作。二流三流的书读什么，不如闭着眼想或者不想。

记者：您的书在策划出版过程中，责编提出过有价值的意见或建议吗？

阿来：我不听。我出了名的从来不听。有的编辑建议是不是修改一下，让我修改就是一种拒绝。你认为我对自己的作品不负责任吗？这是我自洽的一个系统，怎么能硬生生插入别人的想法？如果编辑表示任何为难，我就不出版。不是今天才这样，1998年《尘埃落定》出版之前走了那么多地方，就是因为编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很多人说听了编辑的建议三易其稿，我听了不以为然。我担心有好多小说是因此改坏的。这个自信应该有。这绝对不是狂妄自大——这样的人也不少。这个分寸，自己得掌握。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