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当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她也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是一位痴迷行走的作家呈现给读者的真正的旅行文学。上海市第十五届、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记者：《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出版了，为什么选择“口述”的方式？

陈丹燕：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口述史可以为城市发展和历史保护留下鲜活资料，居民口述历史可以从平民的角度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见证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我从小在武康大楼边上成长起来，熟悉武康大楼，后来决定采访武康大楼里的居民，通过口述史记录民间的生活，为上海的城市更新提供文化基础。尽管中国人不是那么喜欢向社会表露自己的想法和经历，但这份口述仍旧有意义。

记者：武康大楼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陈丹燕：“武康大楼”之前叫“诺曼底公寓”，全称为“万国储蓄会诺曼底公寓”。如果你站在西面看，整幢大楼很像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轮船。据说这家建业地产公司在上海的公寓或住宅小区，大都以法国的地名命名，诺曼底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岛，诺曼底公寓的名字即来源于此。1944年6月，英美联军成功登陆诺曼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诺曼底登陆”是一个寓意成功的词，有人认为诺曼底公寓是为了纪念诺曼底战役而建造而命名，这就有点想当然了。因为这栋楼建成时，“诺曼底战役”尚未开始。当然，诺曼底公寓是上海第一批最著名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大家现在热衷于武康大楼的蚌壳，而我们真正觉得在网红之前安静的居民和见证的历史才是珍珠。

记者：过去都是“单打独斗”，这部作品是和您的先生陈保平并肩作战，合作完成口述史的过程是否更加顺利？

陈丹燕：我从前没有做过口述史，没有想到口述史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准备到写作，几乎是几部长篇小说的工作量。还好那时候我的先生陈保平退休，有更多的时间帮助我一起做。我们是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就像同学之间经常会讨论问题，我们在家庭里也常常讨论各自在工作中看到的问题或想写的东西、话题有没有意思、从哪个角度深入等等。湖南街道的主任李侃和居委会柏书记都给予我们很多支持，使我们的团队包括电视、录音、采访都能进到每个家庭采访，这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蚌壳与珍珠》中受访者有画家、大学教授、作家、医生、物业经理、公司职员等，如何选择受访对象？

陈丹燕：我们做口述史的时候就已经界定好是做一栋建筑里居民的口述史，更多的是口述者在说自己和这栋公寓的关系和故事。我们按照入住的时间来采访、编排，在这个建筑里的居民职业分布的情况是自然发生的，并没有特意去强调。

记者：作品叙述了武康大楼和上海近现代百年的历史，以及当时住在这座大楼里的居民丰富生动的人生故事。大量的采访记录之后，处理庞杂的资料有难度吗？取舍上是何标准？

陈丹燕：我跟陈保平都蛮尊重口述史的讲述者，尽量保护个体的认知，只要他们的逻辑是可以自洽的，我们就会把内容放进来，不会因为好或者不好就删掉它。由于口述是从个人视角出发，需要考虑到差异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差异性是个体认知的一部分，并不是错误。我们不大认为自己能校正别人的差异，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做历史仲裁，因为这是个人的记忆，甚至有时候记忆的错误也能反映出个体的个性，这时候我们用注释就更得体一些。如果出现所说的同一件事情相互矛盾，我们要进行校正，只有把所有真实的局部放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真实。

记者：再回过头来谈谈您的阅读吧，对您的人生产生影响的阅读是什么时候？

陈丹燕：我小时候有比较严重的口吃，我的朋友比较少——口吃的小孩儿并不受其他同伴的欢迎，更多独处的时间就用来阅读。“文革”期间，很难找到书来看，所幸我有两个哥哥，他们经常借书回来。书在我家不会放很长时间，但是我又很喜欢，所以好多都是“生吞活剥”，练就了快速阅读的功夫。父亲发现我看书看得很快，认为我根本就没看明白，只是翻翻而已。他考过我，发现我的记忆力真的蛮好。有一些段落看过以后，我喜欢的差不多能大致背下来。我爸爸听完以后对我妈长叹一声，说这孩子记忆力这么好，但是在最应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真的可惜。这是我读书的经历，大量阅读其实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完成的。

记者：您曾经谈到过阅读通常极大地影响到自己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如您曾用八年的时间在都柏林和爱尔兰找寻乔伊斯的创作原点，又曾多次去感受帕维奇写作的小书桌。这种独特的阅读方式，给您带来什么？

陈丹燕：当我成为作家，有很多机会去旅行，十年以后开始总结我为什么要旅行。后来发现我向往的城市其实都跟我早期的阅读是有关系的。我希望看到小说里描写过的那个地方和那些人的生活，所以当我有机会去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带着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一起走入小说的环境，对于一个自己写小说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梦想。

后来我再读书，都是在小说发生的地方再读一遍，比如我在爱尔兰其实是为了好好读一遍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旅行了八年，其实就为了读一遍、也是目前又在读的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我写《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笔记的时候，我在笔记里边用了《哈萨尔辞典》里的一句话：道路总是粘在他的鞋上。后来我把这句话换成了“道路总是粘在我的鞋上”。这是真的。当我开始跟着一个长篇小说去旅行，常常会有另外一个长篇小说再来指引我。

像这种阅读，其实都是跟我小时候对阅读的喜爱有关，已经变成了我终身的爱好。我相信阅读不光是使我成为一个作家，为写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使我成为一个旅行者，指引着我在世界上哪一些地方去选择旅行的方向。所以后来我写了十多本的世界旅行笔记，但是它总体的线索都跟阅读有关。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陈丹燕：我其实一直都是有枕边书的，枕边书是跟半夜里醒来想要翻书的习惯有关系。我的枕边书通常都是描写城市的书，比如《印度5000年》《耶路撒冷三千年》，描写城市的有柏林、伊斯坦布尔这一类书，夜深人静时读起来比较舒服，眼睛酸了也可以随时休息。所以我并不是把枕边书看成要特别平和的、安抚人心的书，我觉得枕边书对我来讲大概是那些可以完全静心去读的，也许别的人会觉得有点枯燥的书。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