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的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中央苏区组建。此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用等方式，克服电台装备短缺、通信人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的困难，发展壮大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中央制定决策部署、部队灵活快速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通信保障，对突破敌人军事封锁，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半部电台”奠根基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党已拥有长波电台，并使用摩尔斯电码发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兵、哨音、军号声等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毛泽东曾感慨，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指挥。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底，敌第18师两个旅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敌立足未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其使用的1部弹簧式灯座的15瓦无线电台，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机完好，但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络。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3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50师，缴获了1部完整无损的15瓦无线电台。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诤等人，并授命王诤着手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班组。朱德指着缴获的电台说，“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年1月6日，红军总参谋处的东屋被布置成“报房”，王诤等人对这一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试机。此时，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信，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第一束飞驰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此后，红军开始利用这部电台捕捉敌军电台信号，了解敌人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1年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中央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的力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无线电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无线电通信，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为突破敌人包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行动开始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他马上找来电台人员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他派人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主要依靠留用原国民党军的技术人员。红军总部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无线电台作用，迫切需要无线电技术人才。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江西宁都组织第一期无线电培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经常抽出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毛泽东鼓励大家尽早建立空中桥梁，把被分割的苏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来，朱德则勉励大家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当时，训练班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学员们把树荫当课堂，石板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还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4个月里，王诤为学员们教授报务和机务，还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等训练器材，供17名学员练习，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严密封锁，生产通信器材物质条件困难，王诤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把铜钱熔炼成薄铜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元件，将羊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件代用品。在无线电队伍官兵的不懈努力下，红军最终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

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直到长征前夕，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手起家育人才反“围剿”中露头角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王诤提出可以用收报机侦收敌电来获取情报。他让通信班天黑后把天线架在山顶，提升通信效果，天亮前撤回以免暴露。当时国民党军队译电机关和指挥官还没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每次电台开始联络时，就先明语问对方在何处、谁在主要方向，王诤和无线电通信队成员就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有用信息。王诤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呼号和电台报务人员发报手法，因而能从收报机信号中判断发报人姓名，进而判定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分布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等信息，为红军总部领导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红军依托这些重要信息集中兵力，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部实行突破，直接促成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红军捷报频频传来，毛泽东在苏区军民集会中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5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公秉藩部的一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中共中央取得了通信联络。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在会场不远处的几间土房内，王诤、刘寅等红军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之前缴获的那部100瓦的电台进行文字广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消息，很快化作空中电波传向远方。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前身），由此宣告成立。我党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台越过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向全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 摘自《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