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摄影家、探险家，曾于20世纪30至70年代多次来中国，足迹遍布上海、南京、北京、沈阳、兰州、重庆、广州、河南、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曾三次进入青海、甘南藏区，两次赴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用相机和摄像机拍了上万张反映各地社会面貌和时代变迁的照片，尤其是还拍下了很多极为珍贵的影像记录，为研究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各地建筑风貌、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资料，并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有世界影响的媒体上发表了大量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新闻报道，出版了《穿越禁地藏区》《西行漫影》等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尤以被誉为《西行漫记》姊妹篇的《北行漫记》最为著名。           

“现代马可·波罗”

1904年，福尔曼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他从小酷爱艺术，先后在两所美术学院就读，1929年大学毕业，主修东方语言专业，为日后来华打下基础。1930年，福尔曼来华从事飞机销售、飞行员培训工作，1932年开始从事新闻报道，为多家媒体撰稿。他克服种种困难前后三次赴藏区探险，到了青海塔尔寺、甘南拉卜楞寺，见到了九世班禅、五世嘉木样活佛等藏族人士，拍摄了数以千计寺庙建筑、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的照片，对藏区研究很有帮助。

福尔曼热衷历险和摄影，他在《追寻地平线——现代马可·波罗的冒险》一书的自序中阐释了自己的旅行志趣：探索、冒险、远方。他走遍了世界五大洲，从北非沙漠到秘鲁印第安人遗迹，从澳大利亚海岸线到苏联克里姆林宫，用相机真实地记录了“八一三”淞沪会战、德国闪击波兰、河南大饥荒、解放上海等重大历史事件，被誉为“现代马可·波罗”。

福尔曼见证了日军烧杀掳掠的罪行，指出他们“凶暴到了极点”，亲眼所见的就有：“曾经繁华热闹的南京城空无一人，一眼望去都是被炸弹损毁的断壁残垣，被日军炸毁的铁路大桥伤痕累累，处处是凄惨破败的景象”；“所见到的只有被烧焦的废墟和废弃的城镇村庄。街道上尸横遍野，附近的小溪堆放着数百具尸体。所剩无几的房子失去一切值钱的东西……”

1943年初，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前往大饥荒的河南，目睹了灾民饿殍遍野、流离失所的惨状，拍了许多反映灾情的照片并面呈蒋介石，揭露了日军侵略和国民党腐败无能导致惨绝人寰的悲剧。面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福尔曼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切同情。

到陕北采访中国共产党军队

1937年，福尔曼来到陕北苏区，分别见到了彭德怀、贺龙等中共高级将领，拍下了大量中国工农红军奔赴抗日前线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红军不仅有炮兵、骑兵、自行车队，还有展示航母、潜艇、飞机等最新武器的挂图；士兵们不仅读书看报，还打门球、篮球和网球；特别珍贵的是还可以看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历史场景。

彭德怀在回答福尔曼提问时指出：和日军作战随时都有可能，但我们已准备作战。我们的士兵都明白为何而战，这正可弥补武器的不足。同时，我们也有庞大的人力做后盾，有作长期消耗战的必要资源。

七七事变爆发时，福尔曼正在贺龙部队的驻地，贺龙对福尔曼讲道：我们的士兵不怕日本人，我们不管蒋介石及国民党是否赞同，我们愿意同日军作战。

7月8日，福尔曼在万人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表达了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感受：就我所见，红军并非过去十年间世界新闻报道的那样，他们是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纪律良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追求。首次陕北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给福尔曼留下了“勇敢、坚定、乐观”的印象。

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支持”

在欧洲报道过德国闪击波兰的新闻后，福尔曼于1940年再次来华。敌后根据地在抗击日军侵略的同时，还面临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他对国共两党没有偏见，但总无法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背信弃义、拒绝抗日”的指控。为了解真相，1943年11月，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赴延安采访的要求。经过各国记者的共同努力，国民党终于在1944年4月同意了他们赴延安的申请，组成了包括福尔曼在内的21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6月9日，参观团一行到达延安，通过实地走访工厂、机关、学校、医院等部门，深入了解陕甘宁边区各方面情况。福尔曼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否改换名称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而且也不需要更改名称。重要的是内容与实践，而不是称号。通过观察，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朴实，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福尔曼对延安的经济活动、乡村民主、生产运动等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全面观察。他看到边区大搞生产自救、减轻农民负担，得出了“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的结论，延安“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种”。他还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人和八路军参加大生产运动，“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正是与人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春耕时军队帮农民耕种，收获时军民也一起劳动，通力协作、相处和谐。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8月中旬，福尔曼等前往晋绥边区参观。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亲眼看到晋绥边区人民和抗日军队间的挚情，深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所感动”。9月，他来到晋绥第八军分区，在前线亲历战斗，不仅见证了八路军顽强作战、俘虏敌人的英雄事迹，还看到了人民群众拿各种食品慰劳八路军，认为这是前所未见过的，也正是八路军的力量所在。9月21日，福尔曼在汾阳前线八分区庆功大会上发表讲话：“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

10月下旬，福尔曼一行由晋绥边区返回延安，不久又回到重庆。1945年，福尔曼的《红色中国报道》一书在美国出版（后译为《北行漫记》），成为一部研究中国的纪实文献。福尔曼既是赴延安采访的发起者，又是参观团中把见闻写成书出版的第一人，为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和封锁，把解放区真实情况向世界人民介绍作出了贡献。

1973年，福尔曼在阔别20余载后再访中国，叶剑英、王震等接见了他，他表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愿意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这次他重访北京、上海、广州、陕北、河南等地，拍下了许多展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照片，反映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福尔曼在纽约逝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赖亚力向其家属致信慰问，对他为中美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和友谊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