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宋代著名的大文豪，是“唐宋八大家”、书法“宋四家”及豪放派诗词的代表人物。苏轼首提“士人画”概念，强调“诗画一律”，绘画不追求形似，要“重神写意”，被后世称之为“中国文人画的鼻祖”。多年前，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夜拍上，苏轼在萧县圣泉寺创作的《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元成交，引起轰动以及学术界的论辩。

《枯木怪石图》，又名《木石图》,其装裱形制为纸本手卷,题签为《苏东坡枯木石图》,全卷尺幅26.5*185.5cm，其中画心为26.5*50cm。画心无款，钤苏轼“思无邪斋”印。后有题跋四首，分别为宋代刘良佐、米芾，元代的俞希鲁和明代学者郭淐。整卷钤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朝至明朝的收藏家。该图曾著录现代书画鉴定大师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一》,又著录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绘画全集第二卷·五代宋金辽1》。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所著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也有卷记。

《枯木怪石图》的创作背景，据《苏东坡年谱》中记载：“守徐州时，尝经萧县，画枯木于泉山”。当时萧县隶属徐州管辖，萧城北魏时即称龙城（因有龙山、虎山环聚，势若龙腾虎踞），位在泉山西北（今凤山北麓三仙台脚下）。拾级而上泉山，沿途怪石嶙峋，仓黑色，或卧、或立，形状奇异，在半山腰苍松翠柏葱茏处，有一长流不断的山泉，名“菩萨泉”，其泉水成扇形往下流形成的水沟，酷似龙爪，名“龙爪沟”。乡贤窦沔（师道）在泉水西边，始建“承恩堂”（有记为文庙），在这里隐居读书咏诗，以文会友，传教后嗣。“承恩堂”为圣泉寺的最早建筑。据《苏轼书画艺术活动系年》记载苏轼在萧县泉山绘画时间为元丰二年（即1079年，苏轼44岁）。苏轼在“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无咎）和“苏门六君子”之陈师道（履常）的陪同下，来到萧县“承恩堂”，观怪石、居文堂、赏老木、品泉茗，随兴为窦沔（师道）研墨挥毫画了一幅《枯木怪石图》，被窦家珍藏。按时间推算，此图是苏轼在1079年3月调离徐州之前创作的，此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冻，怪石嶙峋，枯木、枯草遍野。可以看出该图与时间节点、自然地理、所绘物象、人文要素极为吻合。

苏轼与萧县渊源深厚，在徐州任知州时曾多次亲临萧县，在萧县白土发现石炭用以代替木炭练铁、取暖，并写下《石炭》诗流芳千古。其同乡好友、亲家吕陶隐居萧县皇藏峪北侧龙岗泉，长子苏迈常到萧县居住在岳父吕陶那里。1119年苏迈卒后葬于萧县龙岗泉，苏轼长孙、苏迈之子苏簟常来此祭祖。苏轼后人现在萧县已传至三十多代。

从《枯木怪石图》画面内容看苏轼是以枯木、怪石、竹及小草作画，十分简单，但却蕴含着道家哲学中“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苏轼八岁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一生与众多道士友好往来，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许多诗文、书画中均可领略苏轼道家思想和精神内涵。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苏轼于绘画方面曾说：“余亦善画古木丛竹，竹寒而秀，木瘠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注：古木即老木、枯木）。

苏轼以“枯木”自喻，认为“木瘠而寿”，枯木有着“长生”的希望，枯木逢春又可生，这也正如白居易“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对自然现象更迭的认识如同一辙。可见，苏轼对枯木的认识充满着辩证的、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苏轼将枯木作为超然思想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居庙堂之远”的淡远，是其追求“超然物外，萧散简远”艺术情趣的体现。

苏轼与文同是表兄弟，他们爱竹、咏竹，皆为画竹“圣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成为苏轼高尚气节入座的名句。苏轼认为“竹寒而秀”，严寒中众多树木都已落叶成枯，而竹子却不畏严寒仍能展现枝健叶茂的勃勃生机。竹子暗示了他不惧时难并对恬淡生活的向往和立身为君子的人生追求。苏轼画竹，高风亮节，风姿卓越，多有记载。苏轼曾十次到达宿州，元丰八年（即1085年）正月在宿州扶疏园石氏画苑为其表兄、亲家、书画收藏家石康伯（幼安）所绘的《墨竹图》（100×66cm）刚劲挺拔，蓬勃向上，栩栩如生。为长久保存，石康伯之子石坦夫就请人将此图勒于石上建“扶疏亭”珍护之，苏轼之子苏迈专此写《咏宿州扶疏亭》诗以记之，后成为宿州八景之一。

宋徽宗时期，“元祐党禁”事件使得苏轼墨迹遭到严重毁坏，以致大量失传，官府又未有收藏，再经过千年朝代更迭和战乱，所以流传下来极为鲜见。现苏轼绘画仅见三件，即中国美术馆藏《潇湘竹石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前二件争议较大，至今未作定论。这件《枯木竹石图》的出现，符合了苏轼枯木、竹、怪石图的绘画谱系，大都认为较为接近。

《枯木怪石图》展拍后引起书画学术界很多论辩，特别认为此图后面的题跋和钤印部分存在疑点较多。无论作品是否真迹，或认为是一件明代之前的临摹本，但就苏轼的这件绘画作品而言，也如同王羲之的书法《兰亭序》摹本一样，能流传下来实则是极具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传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