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前赴后继的国际主义战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命运与共。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即是其中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宋庆龄赞誉她：“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希尔达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义无反顾投身中国抗战救护事业，鞠躬尽瘁。

改善华人难民生活的活跃分子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原名希尔达·爱丽丝·布朗宁，于1899年1月1日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塞文奥克斯市。希尔达靠奖学金在当地一所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上了伦敦金匠学院。希尔达在毕业后初入职教师时，就表现出对穷苦人民的关注，她选择了柏蒙塞贫民窟的一所学校工作，以便获得对穷人生活的洞察。大约在1925年，她成为了一名全职活动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希尔达在英国工党内部从事组织活动。在1931年的克拉彭大选中，她代表独立工党竞选；在1934年的克拉彭竞选中，为独立党参加了三次选举，两次竞选伦敦郡议会的选区，一次竞选议会。在此后为苏联文化关系协会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塞尔温-克拉克博士，两人于1935年结婚，第二年9月女儿玛丽出生。

1938年2月，希尔达夫妇来到香港生活，她的丈夫被任命为香港医务署署长。他们的工作重点是通过提供医疗资金，改善中国最贫困人口尤其是难民的生活状况，支持中国抗战。据有关资料统计，1941年12月，多达75万人进入香港。难民数量的增加加重了香港长期存在的劳资问题，从而导致难民健康状况恶化。塞尔温-克拉克博士说服政府为难民提供营房，到1939年1月，收容了约10500人的难民营已向难民开放，贫困的当地人和军事失败后的军队已经寻求到安全庇护。为了帮助改善难民营的住房条件，在寻求政府支持同时，需要依赖于自愿组织。希尔达积极参与香港优生学联盟，该联盟通过提倡工人阶级妇女实行节育来改善穷人的生活。在紧急难民理事会，希尔达担任其秘书，致力于解决香港现有穷人的痛苦，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穷人。

很好的助手和能干的组织者

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号召一批中共党员、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共同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西摩道21号宋庆龄寓所的小客厅里，保盟成立，宋庆龄担任主席，希尔达由她的朋友詹姆斯·贝特兰推荐参加保盟的工作，被任命为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名誉秘书。在职衔前冠以“名誉”二字，就意味着他们虽在保盟工作，但不在保盟支薪或获取任何酬劳。保盟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国际主义的友谊之桥，希尔达在保盟的募捐活动过程中做了很多有益的义务性的工作。

希尔达是保盟香港委员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成员，她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做事果断干练。1939年初，为了募集救济物资及时运到西北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和希尔达亲自奔走呼吁。在香港维多利亚大教堂主教、香港天主教战时救济委员会、香港国际医疗救济协会、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员会负责人积极响应下，筹集了5万多元，购置了人民军队所必需的物品，装满救济物资的5辆卡车，经过越南海防、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保盟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对外宣传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呼吁援助中国。在“保盟”募集物资开展宣传工作的很多现场，希尔达充满热情地冲在最前沿，著名反法西斯女战士王安娜称其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妇女”，在“那群死气沉沉、贪慕虚荣的人的社会圈子里”“带来了一股新风”。

宋庆龄对希尔达为保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于1938年5月25日给詹姆斯·贝特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发挥作用了。……我们也感谢你把赛尔温-克拉克女士介绍给我们，因为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

代表中国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

希尔达不仅是保盟的名誉秘书，同时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后援会的秘书。1938年夏天，希尔达专程赴湖南长沙考察中国战时救护情形。7月21日至23日，日军连续三天大举轰炸长沙。长沙“乃竟与不设防之广州同其命运，惨遭轰炸”，让希尔达愤怒不已。《申报》记者曾对希尔达进行采访，希尔达谈到了7月22日亲历的日军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日机施炸之后，本人亲见断瓦颓墙倒压死伤之事件不可胜计，各医院充满可怕景象。孩提之童陈尸道左，重伤灾民喘息街中，此种行为，非兽行而何？”希尔达亲眼目睹大批的伤兵和难民云集。返回香港后，希尔达立即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亲任秘书，后援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她的“双料”秘书身份，把保盟和红十字会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网，组织了能使医疗物资的运输穿越日军战线的复杂体系，大批援华物资、国际援华医疗队，通过后援会和保盟源源不断输送抗日前线。在此过程中，希尔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与她一起在保盟工作的詹姆斯·贝特兰所称道的：“她是唯一一个在香港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直代表中国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

希尔达坚守在她的岗位上保卫香港直到最后。日军进攻香港时，她加入医务工作者的行列。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她和丈夫双双被俘后囚禁在日军的赤柱集中营，受到日本宪兵的虐待和折磨。直到二战结束，希尔达获释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在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工作，继续对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进行人道援助。1946年，希尔达曾给周恩来写信，在周恩来给希尔达的复信中，赞扬了她“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将作出很大的贡献”。

1967年年底，希尔达在残疾数年后去世。这位没有加入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以她的组织经验和医务总监夫人的身份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她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帮助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成为一抹别样的中国“红”。 据《学习时报》